沈志华：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6）

胡乔木收到社论稿后，按照刘少奇等人的思路又增写了几个关于急躁冒进的具体事例，如“由于片面的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66) 于是，本来是既反右倾又反冒进的社论，最后题目虽没有变，内容却变成只是反冒进了。胡乔木显然没有认真推敲“不看了”这三个字的含义，而恰恰是这三个字包含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后来抱怨说：“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67)

毛泽东的感觉是不错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6月20日社论的矛头所向，都是针对反右倾保守和“农业四十条”的，而这恰恰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他亲自发动和提倡的。在毛泽东看来，社论简直就是对他本人的批判。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把这篇社论作为反冒进的材料，做了许多批语，如“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社论中的“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一句话旁，毛泽东划了三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又写道：“尖锐地针对我”。毛还在会上拿着这篇社论，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68)

不过，在6月20日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却没有作声，反而是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坚持反冒进的主张。

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反冒进

人大会议确定了反冒进的新方针以后，周恩来立即把精力转入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也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的重要筹备工作之一。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确定，在八大召开时，提出一个二五计划的建议，并由周恩来就这个“建议”向八大做出报告。(69) 然而，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反复，二五计划的控制数字一直定不下来。

关于二五计划的编制，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在这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各部委提出了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国家计委汇总后，于10月5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2月初，李富春又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国家计委的初步设想是：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700亿元，粮食产量达到460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300万担。也就是说，按照1957年的计划数字，在二五计划期间以上各项每年分别以9.9％、3.6％、5.6％的速度增长。李富春认为，这些预计数与后来实现的结果大体相符，其增长速度也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70)

然而，在1955年底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斗争以后，原定设想已经大大地“落后”于形势。各部委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指标，开始重新设计二五计划方案，有的甚至就直接把三五计划改成了二五计划。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将各部修改后的二五计划方案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召集34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都是按照修改后的指标汇报的。毛泽东对各部委修改后的方案比较满意，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他主张到1962年把钢搞到1500万吨，“三五”期间再翻一番，到3000万吨。(71) 由于当时全国开展反保守主义斗争，计委1月方案仍然满足不了上下各方面的要求，控制数字继续提高。国家计委4月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62年钢产量达到1400万吨，煤达到2.45亿吨，发电量达到550亿度，化肥达到600万吨。4月18—24日，李富春用了6天时间向毛泽东汇报二五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毛泽东没有再提出不同意见。(72)

到了6月，尽管周恩来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由于各地区和各部门热情高涨，仍然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项目，致使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居高难下，甚至还一再攀升。这使正在编制二五计划的国家计委十分为难，感到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方面根本无法平衡。(73) 6月4日，李富春给各部部长写信指出：“现在各部仍然在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事业项目，这是和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所能发掘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矛盾的。我们认为，不仅不能增加而且照原来向中央汇报的规模和速度，还需减少。在今日以前，各部一直在考虑如何增加的问题，今日以后则要请各部注意研究如何减少的问题。如果各部不从这一方面做准备，则第二个五年计划就难于制定，也难于进行平衡。”(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