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周恩来与1956年的反冒进（5）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经国务院修改的预算报告初稿。会后，胡乔木受刘少奇的委托，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预算报告进行修改。修改稿将原稿涉及指导方针的一段话改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57) 可以看出，经过政治局讨论后的修改稿，明显增加了反冒进的分量。两天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58)

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开会，讨论第八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有关问题。(59) 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讨论修改1956年预算报告的情况，毛泽东是何时知晓，又作何反应，目前无从考察。但显而易见，削减1956年预算的做法与毛泽东4月提出追加投资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激烈态度可以证明，他对此是极为不满的。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也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继2－4月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之后，毛泽东在5月下旬开始收集和听取地方各省市、委的汇报，汇报内容涉及工业、交通、商业、农业乃至失业问题等十几个题目。毛泽东强调，汇报的问题重点在经济工作，而以工业“为主要的重点”，只要这个问题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毛泽东为此还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各省市委向中央汇报的“通知”和“补充通知”。(60) 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关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在此时之所以没有对国务院的主张明确表态，或者是因为考察的结果并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者是因为不愿直接否定中央多数人通过的新方针。但无论如何，面对既成事实的毛泽东，此时心情是不愉快的。(61)

6月15日，毛泽东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先念所作预算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要文件，而这份文件的主题和基调就是反冒进。除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外，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没有强调毛泽东年初着力推行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多快好省”的方针。报告提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时，增加了“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的限制词。其他涉及到这个口号的几处，也是着眼于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差。报告说：目前在工业生产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纠正一部分企业片面地追求‘多’和‘快’，而没有同样地着重‘好’和‘省’的倾向。许多厂矿虽然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却没有完成质量计划和利润计划”。“在基本建设的工作中，也存在着片面地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和安全的倾向”。(62)

第二天，尚未经过大会讨论，《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就全文发表了这个预算报告，由此可以看出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此时的急迫心情。尽管这种多少有些违反程序的做法受到许多代表的批评，但预算报告及其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似乎并没有遇到阻力。除李先念外，其他财经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都贯穿着反冒进的思想。如薄一波在分析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方面的缺点时说，“上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在计划工作中，当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又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他强调说，“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今后在编制计划时，必须对于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长程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经过反复的平衡计算，从而恰当确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63) 曾被毛泽东指责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工作中也存在着急躁冒进倾向的种种表现，李富春则谈到“在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特别是在组织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曾经发生过某些急躁冒进的偏向”。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发言进一步指出：“必须通过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和计划，来体现既要反对保守思想，又要防止急躁冒进的方针，这才不会使下面感觉到今天一阵风，明天另外一阵风，有些无所适从”。陈云的发言没有直接谈到反冒进问题，但他提出了对资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事实上也涉及到指导思想。最后，大会关于预算报告的决议指出：“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决议甚至指出这是一个“总的方针”。(64) 这说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反右倾保守的方针，即使提到“多、快、好、省”，强调的也是“好”和“省”。

毛泽东对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以及其他会议发言作何感想，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说明，唯一能够让人们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这种提法不满的，就是他看到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时的态度。其实，6月16日的社论已经强调了反冒进的主题。据薄一波分析，那篇社论“可能由于题目不鲜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65) 6月16日社论的题目是《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而6月20日的社论题目就鲜明的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不过，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或许是这篇社论出台的背景。

社论最初的主调是同时反对右倾保守和急躁冒进。6月1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讲话透露：“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后来，随着反冒进提法占据主导地位，陆定一认为原本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社论不能用了，要重新起草，便请示刘少奇，刘要他根据6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亲自组织起草。陆定一收到中宣部宣传处起草的社论初稿后，作了几处修改，主要是删去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又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最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的“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5个字。6月12日社论稿报送刘少奇处。

刘少奇收到初稿后又作了4处文字修改，更加重了反冒进的语气。如社论稿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些”，刘少奇将“急了些”的“些”字圈掉，并在这句话的后面增写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几个字。社论稿写道：反保守主义后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新问题，“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刘少奇在“注意”的前面加上了“严重”二字。社论稿指出：“扫盲工作是应当积极地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些”，刘少奇又把“些”字删掉了。最后，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收到此稿后，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