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2）

方案五是提升消费结构。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非耐用消费品消费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第二层含义是从无品牌无保障的消费品转向有品牌有保障的消费品的消费，比方从集贸市场中的消费转变到农超对接的超市消费中去。这样一系列举措也在缓步推进。从非耐用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的转变，中国搞了一系列的消费补贴，耳熟能详的是家电下乡，补贴率13%；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率是10%；汽车摩托车下乡等。这系列家电补贴大大提升了中国家电的消费，但这些家电补贴都已经退出或者即将退出。然而，我们的消费补贴政策一退出，市场马上给政府以颜色，消费增速急速下滑，而且是在春节期间急速下滑。这个情况出现了以后，就必须启动新一轮家电消费补贴。

为什么要退出原补贴？原补贴退出的最主要原因是，家电产业的竞争关键是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而我们要搞家电补贴，比如说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呢？第一，技术非常可靠；第二，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第三，一旦发生问题，售后维修非常容易。但这种产品往往是一些标准化的技术产品，而不是新技术和新产品。那么这种情况对家电企业的生产带来了扭曲。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老百姓得了实惠，但家电企业没有得到什么实惠，整个家电企业把自己的生产重心全部放到成熟产品、标准化产品的生产中去了，在全世界我们的家电产品竞争力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退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退出第一轮的家电补贴。

怎么启动第二轮的家电补贴？道理很简单，第二轮家电补贴应该与家电产业的选择是在一起的，也应该启动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补贴。但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外观表现、内在构成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推出一个政策在执行层面根本无法执行，那这个政策的效力也就大打折扣。所以不能简单依靠某一个技术标准推出新的家电补贴。所以，选了一个节能补贴。节能往往是新家电或者是家电新技术的重要表现，以节能为代表启动新的家电补贴。启动家电补贴，包括节能家电265个亿，节能汽车60个亿，节能照明22个亿和节能电机16个亿。这个补贴是补贴给消费者的，不是补贴给生产者的。生产者的节能补贴中央财政另有安排，规模超过一千个亿，要比给消费者的补贴还要大得多。

第二，投资的情况。房地产投资是第二产业投资重要的组织部分。判断投资结构优化与否，主要是看房地产投资增速减去第二产业增速的差，如果这个差越小，就代表投资越来越偏重于实体经济；如果这个差越大就代表越来越偏重房地产市场。近来，二者的差迅速缩小，甚至到了今年的三月份以后开始转负了。尽管感觉上现在房地产市场还是国家投资的大头，但内在结构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第三产业投资一直不理想。第三产业投资直到六月份才开始出现一定的上升。

（二）收入分配改革。

2004年开始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进行居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个方案设计，设计了八年，有望在十月份推出。

当前分配改革出现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是GDP的增速在2000年以后，只有在两个年份慢于居民收入的增速，剩下的年份中GDP的增速都是快于居民收入增速。GDP是一个国家一年之内创造出所有商品和劳动的总和，就是所有财富的总和。这个财富要在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个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当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时候，代表居民在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往前推到1990年前后。1990年前后，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在57%左右。而前年的居民收入比重大致在38%左右，下降了将近20%。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上广为诟病的“国富民穷”问题，也就是经济增长很快，但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并没有像经济增长表现得那么多。这种情况下，接着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居民没有钱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消费，形成不了快速的消费，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只能依靠快速扩张，而快速投资扩张以后又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产出的产品还是要卖出去。如果内需不振，就只能依赖外需，所以我们就变成了投资、出口、出口、投资的一轮一轮的循环，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大国经济色彩也相对来讲出现了弱化。

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去年的基尼系数是0.55。而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是0.5，超过了0.5就要进入贫富差距的悬殊阶段。这个悬殊阶段表现为个人对制度对群体对别人的不满，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在这个阶段维稳成本将成为社会管理中上升最快的一个成本。中国的一些专家也提出来要求对数据进行校正的论点。有人说，一个在西安生活的人可能终生不会到北京来生活，而西安2000块钱的生活水平和北京2000元的生活水平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应该根据区域来计算基尼系数。还有人说，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也不应该放到一个水平线上来衡量。说的都有道理，接下来就请这些专家来给我们校正这个数据。校正的结果是，农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38左右，城市的基尼系数大致是0.44左右。即使是0.38和0.44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高的数字。美国是非常不重视结果公平的国家，它容忍结果出现较大的差距，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只有0.37，比我们农村的基尼系数还低。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只有0.28。蒋经国的佃农改革确确实实强化了台湾收入分配的稳定性。这也是台湾社会相对平和、平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要衡量一些过去在传统上不可突破的指标。比如说“两低于”原则，过去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中一直强调“两低于”。一是职工工资增长的幅度要低于整个企业的利润上升幅度。理由是认为企业利润的实现是劳动和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利润不应该被劳动者全部拿走，还应该分给资本一部分。二是劳动报酬的增速应该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就是不应该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部分全部装到自己口袋里。这是我们原来定下的“两低于”原则。现在来看，这“两低于”原则都可以在特定的领域出现突破。比如说，职工的工资增速是不是一定要低于企业的利润增速呢？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资本的成本在不断下降，资本的价格在不断下降。即使我用的资本的量在上升，但价格与量的乘积未必就一定超过原来的乘积。当低于原来的乘积时，就会给劳动报酬的增长提供一个超过利润整体增长的空间。第二个“低于”，我举一个例子。把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整合到一起，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从2000年到2011年，上海的劳动报酬增速都超过了上海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上海市政府对此的解释是：第一，上海是全球企业的总部中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体现在上海这个区域，但劳动者报酬的提高体现在上海这个区域。第二，上海是全球研发中心，生产环节已经脱离了上海，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很难反映在研发领域，但在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是很重要的一个高端。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报酬的高端又落在上海。上海的这个解释也获得了一定范围的响应和认同。后果是出现了上海劳动报酬始终高于周边地区这样的情况，于是就导致了中国整个长三角甚至整个长江流域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向上海去集中，越发加大了整个上海人才的优势和基础。

因此，在我们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中，第一，提高“两个比重”得到体现。

第二，完善工资制度，重点是要建立工资正常的增长机制。要想建立这个机制，除了法定的内容（只能管理最低工资），还需要一个工资协商制度。工资协商制度搞了这么多年，情况不是特别好。现在国家在培养一个工资集体协商员的团队，增强他们的谈判能力、谈判技巧、法律意识，然后让他们能够代表工人跟资方进行相应的谈判，这个团队已经培养了10.3万人左右。由于要素市场的问题、工资刚性的问题和工会代表性的问题，未来这个制度要想真正落地还要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要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土地资源的出让。国家现在强令各个地方政府要从自己的土地出让净收入中再拿出10%回馈给农村，这就提升了全民共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