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新帝国主义：视失败国家最大威胁

提要：“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被视为一种应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政治思潮，是全球化加快推进、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形式和新阶段。它将当今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类型，并把“失败国家”看做最大的威胁；宣扬美国的强势地位，主张美国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认为传统的手段难以阻止新的威胁，主张采用“新帝国主义”手段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主张采取“双重标准”，实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战略。“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是其两个理论基点。“新帝国主义”不仅适应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需要，而且为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控制和盘剥广大第三世界、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是冷战结束后在欧美学界和政坛产生并流行一时的政治思潮。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帝国主义所不同的是，“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不仅被左翼学者用来批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等不公正的国际关系，而且被西方的右翼学者和政要用来谋求欧美治下的世界和平的工具。这股思潮不仅对欧美的对外政策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当今国际局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构成了严重挑战。

一、“新帝国主义”的提出及时代背景

国内学者对“帝国主义”这一术语和理论并不陌生，但近十年来在欧美学界和政坛出现的“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与人们以往所知道的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被看做解释冷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生的某些新变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某些新动向的理论流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形式和新阶段。

大多数人认为，“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主要是由欧美的学者和政要在21世纪初大力宣扬并推行的。早在2001年，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其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就提出：“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这种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是一种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的体制，没有国界限定它的统治权；其次，它不是代表着历史的运动中转瞬即逝的规则，而是一种没有暂时的疆界，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位于历史之外或历史终点的体制；再次，帝国的规则操纵着所有延伸到群体世界每个层面的社会秩序的登记注册，它统治的对象是完全的社会生活；最后，“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是用于和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英国《观察家报》发表评论说：“这本书使共产党的词汇——共产主义再度死灰复燃”；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齐泽克甚至称它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2002年4月7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在《观察家报》上发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的文章，声称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后现代国家(如欧盟)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如阿富汗、索马里等)和现代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的挑战，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帝国主义”，需要回到先前以暴制暴、先发制人的攻击甚至欺骗的方式对付它们。同年3月和4月，《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恐怖主义、失败国家和为美利坚帝国正名》的论文，认为一个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新帝国主义的逻辑很有说服力，让人难以抗拒。”因此，美国只能做“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随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界和政界大力宣扬新帝国主义。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说：“在各国拥有的主权当中，应附带不能杀害本国国民和不支持恐怖行动等一系列义务。不能实现这一义务的国家应被剥夺主权和不被干涉的权力。美国等其他国家应被赋予进行干涉的权力。”

“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在西方左翼学者中引起了争论。与右翼人士公开承认和鼓吹“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相反，左翼学者大多对其持批评、否定态度。英国学者大卫·哈维深刻指出：“剥夺性积累”正在不断上升(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私有化的国际主义政治的勃兴)，它已经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与世界不同地区周期性的以掠夺为目的的资产贬值结合了起来。“而这似乎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所在。”美国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发现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30年所发现的东西——“掠夺”，必须不断得到重复，否则会使积累的动力突然停止。“新帝国主义”似乎“只是在重复已经逝去的帝国主义，尽管时间与地点均已完全不同”。加拿大学者埃伦·M·伍德认识到：要理解“新帝国主义”，“必须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力量的特征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超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本质”。资本主义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将经济的与超经济的力量加以分离，因而资本的经济力量能够远远地超越任何现存的、可以想象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同时，资本的经济力量没有超经济力量的支持无法存在；而超经济力量，今天与过去一样，主要来自于国家。国家之于资本，特别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资本至关重要。“新帝国主义”正是“在资本不断扩张其经济势力、但维持这种势力的超经济力量日益受到限制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中得以形成的”。她还批评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关于民族国家已让位于一种新的无国界的“主权”形式的观点，“不仅忽略了一些在当今全球秩序中真正关键的东西，同时也使我们在与资本帝国的抗衡中处于无力状态”。

任何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对某种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当然也不例外，它是苏东剧变后全球化加快推进、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决定着该思潮的产生和演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变化，“9．11”事件又成为美欧宣扬和推行新帝国主义的导火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体系受到巨大的威胁。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对付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得不克制和缓解其内部的矛盾和争斗。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的挫折。世界上共产党由180多个减少到130多个，共产党员的人数也减少了3000多万。即使在欧美国家中生存下来的共产党，其地位和作用也大打折扣。在这种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来自外部的威胁逐渐消退，力图将更多的力量用于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盘剥、控制和侵略上。西方发达国家分享着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和平红利”，加快了整合的步伐，但发展中国家日益被边缘化，贫富分化、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政局动荡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导致粮食、能源、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严重问题。尤其是2001年的“9．11”事件，使美国本土受到难以预料的恐怖袭击，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按照美国的方式改造世界提供了借口。“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应运而生。对此，马拉比明确地说：从苏丹到阿富汗和塞拉利昂再到索马里都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些国家为非法的极端分子提供支持；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实行新的帝国主义政策，承担起在“失败国家”恢复和维持秩序的责任。

其次，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日益不平衡，国家主权受到削弱，要求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后，西方经济逐步进入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时期。美国为了改变传统制造业下降和市场份额减少的状况，加大了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力度，使网络经济和整个信息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和萧条的状态。美国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军事力量、GDP、美元在世界上所占的主导地位等“硬实力”上，还表现在美国的文化、制度、体制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上。正如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罗伯特·卡普兰所说：美国具有“在软帝国影响力之下把繁荣带到世界上遥远地方”的新使命。与此同时，全球化对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产生了中心地区的“一体化”和边缘地带的“碎片化”(由经济凋敝、政治动荡、民族分裂等导致)的矛盾，进而出现了国家主权被弱化的现象。换言之，“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者认为，全球化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的涌现，以及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都在呼唤美利坚、欧盟等新型帝国的诞生，以便承担起重建世界秩序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