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周边战略结构：面临环形压力（2）

三、战略目标的确定

战略目标是一段时期内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安全而要达到的全局性结果，但不一定是最终结果。(26)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是周边战略行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是制定和实施中国周边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战略目标建构要根据客观的战略环境，并与国家的总体目标相适应。

就周边战略而言，在短期内很难使周边国家高度认同中国的价值观以及信服中国和平崛起，并与中国发展高度密切友好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周边战略构建短期内最低目标要努力从上述周边战略环境的压力中“突围”，降低包括美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也即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不要针对中国；短期内的最高目标则是在“突围”战略压力的基础上，一旦中美发生争执，周边国家保持中立。中长期目标也就是中国的总体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据此，中长期中国周边战略的最低目标，就是成为亚洲地区被周边国家从价值观等层面真正认同的地区大国，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包括价值观在内的广泛的号召力；最高目标则是成为被国际社会从价值观等层面真正认同的世界大国，届时在许多指标上位居前两位，和美国相比互有优势。

一旦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互有优势，在中长期目标上，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这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如果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仍然长期是单级体系，即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将持续几十年而不是几年，届时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很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持续发展、共同利益的塑造，以及价值观的更多趋同与互相理解，周边国家对华的战略压力将大大减小，中国若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届时与美国综合实力相差会大为减小。但另一方面，美国仍然是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一超”局面仍存在。

结果有四种可能：中美冲突、中美共治、中国继续接受美国的霸权主导、中美互相尊重前提下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中美冲突显然不是中国战略设计者的理想目标，“中国已经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崛起必将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来实现”(27)。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现存霸权国家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有这么难分难解的、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不发生大的对抗”符合双方利益。(28)而且从中美目前的对外战略来看，冷战结束以来两国从未完全视对方为威胁和敌人，而是始终用复杂的心态和目光看待对方。(29)这就表明，中美冲突从客观现实上看，也并非不可避免。中美共治已经被中国领导人否定，中国学界与智囊机构也多持批评意见。(30)

对于继续接受美国的霸权领导，前景也不乐观。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东亚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从改革开放30多年前后诸如GDP等一系列数字的对比，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对比，特别是这种实力对比巨大反差所历经的时间之短暂，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潜在世界大国的勃勃生机。(31)以中国的规模与民族记忆，以及巨大的发展动力与潜力来看，随着中国的发展，尽管美国可能继续保持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由于美国霸权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存在结构性的破坏，中美越来越接近的国家实力与中国越来越增强的大国心态最终会使得 “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抵御美国霸权”(32)。

这样一来，在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上，中国中长期的目标就只有中美互相尊重前提下的国际政治民主化了。在这一状态下，当今国际关系的多数特征会继续保持下来，比如无政府状态、大国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等，但中美会实现真正的互相尊重。我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33)对于中国周边战略而言，中美互相尊重意味着中国战略环境的实质性改善。以安全边界与主权边界的关系区分战略环境，美国安全边界远远超出主权边界。中国不仅绝大多数有争议的领土被其他国家实际占领，而且大陆台湾还没有统一，安全边界远远小于主权边界。而从台湾、钓鱼岛、南海争议岛屿等问题上看，安全边界相对于主权边界“小”的部分多数存在强烈的美国因素。如果中美实力进一步接近，软实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外交的进步，美国会真正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也意味着中国将实现安全边界与主权边界的重合。(34)

从长期来看，也不能完全排除由于美国在战略上犯了致命性失误、或者中国发展的动力更为强劲，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的可能。对于这样一种前景，中国是否可能会追求霸权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很强的自给自足的因素，没有对外扩张的观念。这正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到中国考察后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大国无意对其他国家扩张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人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35)另一方面，历史上伴随着一个大国的崛起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欧洲帝国主义、沙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中国历史上备受这些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欺凌，从内心强烈反感。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与文化教育中，上述主义也都作为负面教材。此外，中国与当年帝国主义的日本不一样，并不缺乏资源，不至于到了需要通过扩张来掠取他国资源；与纳粹德国不一样，中国并没有种族优越感以及因其产生侵略邻国争取生存空间的贪欲；与前苏联也不一样，中国不再将自己看作是在全世界传播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懈地努力瓦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领袖。(36)

四、战略手段的运用

要实现战略目标，就要有相应的战略手段。所谓战略手段是指导战略全局的手段和指导具体行动的纲领。(37)对于中国周边战略建构，在具体操作上可分为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外交手段等。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主要源于周边国家对于超大规模的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战略不透明”，以及所谓的越来越自信(被某些周边国家称为“进攻性”)的外交行为。对中国而言，主观上中国的发展不会减弱或停滞，客观上内需的扩大与发展模式的升级，中国国家实力也会进一步增长。网络与手机等现代通信媒体的便捷，以及政策层面推动各种“白皮书”发布等渠道，中国的战略透明度已实现重大革新。中国所谓“进攻性”的外交行为除了部分源于中国实力的自然延伸外，很大程度上源于外界对于中国为维护国家利益开展正常外交的误解。由此可见，如果从实现“战略压力突围”这一目标上看，中国在政治手段上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开放度和透明度，另一方面要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低姿态，对于周边重大或敏感问题、特别是有争议的领土纠纷，力求“维持现状，共同开发”，避免刺激周边国家。

但要实现其他目标，特别是要成为亚洲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中在价值观等层面真正被认同的地区和世界大国，在政治手段上就不能仅仅保持低姿态。必须看到，从历史上看，由于国际资源的有限性，新兴大国的崛起——即使它们并没有这种主观意愿——在客观上也必然会构成对原有国际体系的挑战，因此对于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所表露出的认知、猜忌与恐惧，及所突出的“防范”一面，应视为正当的合理关切。也就是说，不管中国在政治上保持多低的姿态，只要中国实力在发展，周边国家的这种恐惧以及突出防范的一面就不可能自动消失。从根本上讲，要消除周边国家这种防范心理，取决于中国科学的外交战略，以及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而相应跟上的保障机制。中国作为该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中一个在诸多指标上领先的大国，也理应承担较多的地区与国际义务，这些都需要中国奉行负责任的、积极进取的大国姿态。不仅在联合国事务、地区事务等重要的机制场合积极为中小国家敢于直言、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而且也需要中国切实在重大与敏感的问题上以建设性的角色积极介入，放大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可信度。

在经济手段上，既要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共同经济利益，也要打消一些周边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对抗中国”、甚至“以安全威胁‘要挟’经济收益”的幻想。从上述战略环境的分析来看，经济环境是中国周边环境诸多因素中较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可以控制分歧、塑造共识。但如果使用不当，有时也成了中国周边战略手段中的一个“软肋”。不能不说，周边某些国家在敏感问题上敢于一再挑衅中国，与认定中国会为了经济发展不会轻易动武有关。比如，近几年与中国综合实力差距较大的菲律宾在南海问题大肆向中国发难，甚至动辄以海上军事演习破坏该地区的基本共识与氛围，一方面与美国发出的错误信息有关，另一方面就在于其“捏准”中国会通过经济利益让渡将其拉到谈判桌前。从结果来看，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2011年在两国南海争端激烈之际来到中国确实拿到了经济利益，但回去后加强军备军购、引入日本等国在南海地区共同对付中国，中国并没有实现安全压力的减小。从经济手段上讲，扩大与对方的利益基础是一个选项，抓住对方的战略痛处也是一个选项。欧美对付对手多采取经济制裁，即使没有使制裁对象国经济崩溃，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方实力。更为关键的是，透过此举可以向其他国家发出明确信号。中国必须运用行之有效的综合手段(见表 1)，争取周边战略的主动权。

在外交手段上要根据客观情况更为多样化的现实，实现双边与多边对话相结合的外交方式。后冷战时期，中国在周边地区已经参与多边外交，但态度并不积极，主要为了表明中国是该地区重要事务解决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之一。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处于起步、上升阶段，经济实力较差，说话分量有限， “虽然有不少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位居第一，但中国和美、欧、日等发达西方工业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38)，因此邓小平指出要“少管别人的事”(39)。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西方普遍的经济制裁，自身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受到严重挑战。当时中国担心这些多边机制受到美日操纵，并继而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施压中国，因此参与多边管理时比较谨慎。(40)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在地区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今天，诸如“福岛核泄漏”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东南亚金融危机、湄公河的黑社会事件等，受到威胁的往往是该地区多个国家，多边对话越来越成为周边各国之间相互协调、解决问题的舞台。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上所偏爱和擅长的双边对话就很难产生较好效果。中国要想在这些问题上维护本国利益，就不得不考虑要参与到多边管理进程中去。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通过几十年国家实力的发展，以及外交手段的逐渐娴熟，中国在国际多边舞台中也逐渐变得“长袖善舞”，张弛有度。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证明了中国参与多边管理非但是一个“不得不”的选项，也变成了一个有能力维护本国利益的“较优”选项。再比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对话与多边管理，“三股势力”得到很大的控制；南海问题上，通过多边对话于2002年与2011年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宣言”落实，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塑造了各方共识。但也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已经加入到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与地区机制，开始广泛的参与多边对话，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普遍来看，中国的主导能力与主动性较弱，参与质量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同时，要更旗帜鲜明地表达和平立场，多在周边赢得真正的朋友，对于故意阻拦中国发展的国家也要发出明确的信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外交是不树敌的外交，具有强烈的道义基础，为中国赢得了很多主动性和很多朋友。但同时也要意识到，由于国家间文化、价值观等不同，特别是国家利益不同，中国不可能使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都喜欢。因此，中国应以“不树敌”为外交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