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和增长前景（2）

三、中国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具体内涵和条件

金融危机以来呢，应该说中国经济的运行确实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些根本性的结构性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那么十八大报告里也提到，一方面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另外一方面，十八大报告里也提了，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要根据这个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制订新的目标与战略，实际上就是也是认为，这个内涵和条件是发生了变化的。

那么这个变化呢，我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是原有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在减弱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外需环境发生的重大的变化；第三个方面是资源环境的约束加强；第四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发展当中所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也是在强化。

这些都是从挑战的不好的这个方面来说的，后面我们也会谈到也有一些积极性的变化，否则的话，如果都是不利的因素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能称之为是战略机遇期了，或是进入到别的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了。

1. 原有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

那么原有的增长动力在减弱，也有很多方面，我觉得比较突出的是三个方面。这个实际上也跟我们一般的增长模型里所讲的增长要素实际上是相关的。增长的这些要素，实际上现在都是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制约。

第一是劳动力，因为中国我们也讲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是我们最突出的一个优势，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能够这么迅速的扩张？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世界工厂，跟我们廉价劳动力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个廉价劳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数量方面的，或者说人口结构方面的，过去的出生高峰。当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下降过程当中，必然会经历一个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重大副提高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提高，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能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相应你的积累就可以高，储蓄率就可以高，储蓄率高那就说你可以投资的资金就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高，资本积累高速度高就可以导致一个高的增长。但是我们人口红利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人口年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我们过去有大量的人口是在农村地区，农村就业是不充分的，农村人口的劳动时间跟城市人口相比较是要短很多的。相当于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那么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就是把这两个优势应该说很好的发挥出来了，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转移，大量的农民工，再加上我们劳动力数量的总量的也处于这样一个高峰期。所以工资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它跟所有的价格一样，也是一个供应区间决定的。这个供应我们叫“无限供给”，就是提供一个工资水平，可以无数的人到你这来。所以把工资压得很低，所以我们2008年2007年之前，农民工的工资或者制造业的工资去掉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基本上都是没动的。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说，就是成本很低。

但是现在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这个劳动力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就要达到高峰的，从那以后劳动力年龄人口，不是说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是数量要绝对下降的问题。所以很快，很快就会到来，在这之前肯定是要经历一个增长速度放慢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到2015年肯定是一个零增长，2015年之后是负增长。

所以劳动力的优势正在丧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的，说经济不是很景气，但是工资上涨速度还这么快。实际上就是说，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过去有所下降，但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下降的更快，所以会导致在需求方面的情况下，劳动力工资的上涨还是保持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增长上。所以这对我们整个的增长方式、增长模式就会有一个变化。过去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这样的优势，恐怕就会发生改变。

第二方面是土地的问题，我想作为发改委的同志肯定是特别清楚，特别是北京市发改委。现在我们出去调研，沿海发达地区普遍都会说的问题，我想就是土地。有很多地方，他们也并不是说缺项目，也还有人想要投资，但是没法落地，没有土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土地价格的上涨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那么土地供给紧张，我觉得可能也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确实是资源性的，中国人多地少，大部分人口都是集中在非常有限的适宜人类居住的东部地区。另外一方面确实也跟我们土地的管理体制有关系，因为我们一是土地计划管理，年度指标这样一种方式，跟经济发展的形式，不一定匹配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应该说我们也受到别的一些因素的制约。但是如果你看东亚国家的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无论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的农产品的供应，基本上，可以说一半以上都是依赖于国际市场，他们只是在很小的品种，就是在一些非常少的品种保持高的自给率。但是整体上他们的自给率是很低的，就把这个事情甩多国际市场上去了。但是我们中国的农产品的自给率还是很高，还是在90%多这样一个水平。整个东亚基本上面临的形式差不多，都是人多地少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土地我们也知道，对城市化工业化这是必不可少的资源，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资源如何利用的问题，是继续保持农业的用途，还是要转到工业化城市化的用途方面来。

中国不能实现这种高的依靠国际上来解决，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了，政治上的原因，可能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还是没有达到说这样一个彼此相互信任，相互依赖这样一个程度，应该说会有担心吧。但是这个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对经济增长肯定是有非常现实的制约性，我们也是不能否认的。

实际上中国现在对国际资源的利用也是在增加。前一段我们单位有人专门做了测算，就是说拿我们现在进口的这些农产品，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国家一般土地的产量在计算，我们现在进口的农产品，相当于我们利用的国外差不多6亿亩工地的水平，我们一共是18亿亩，数目实际上也是不小。一方面确实体量比较大，对国际的影响比较大。另外一方面由于国际政治这些因素，可能也是制约我们，就是体量和国际政治引路，都会制约我们更好的利用国际的土地资源。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国内土地的供应就会变得日益紧张，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管理体制未必那么有效率，更会加剧这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技术。我觉得技术就像黏合剂一样，光把资本、土地、劳动力这些要素组合起来的话，生产还是没办法进行，还需要技术。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这些所有的条件，土地，劳动力，甚至资本，也都具备，但是我们没有实现一个高的增长，实际上我们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很好的技术来源，技术储备。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技术起的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

我们过去技术来源，引进技术确实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成本也是非常的低廉。主要就是说我们当时是跟国际上的技术差距太大了。甚至人家一般性的技术，甚至人家低技术到我们这就是非常的适用，都能推动我们的技术进步。另外一个就是说，正是因为当时你跟别人差距太大，人家也不把你作为竞争对手，所以给你点也不是太大的事。他的技术成本本来也在他的市场上基本上也都回收了，所以到你这基本上就是给点就是纯赚。再加上我们过去确实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很强，像软件，过去基本上都是盗版。我们知道90年代以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就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里面的软件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块，但是我们过去说这个软件基本上是在免费使用。从技术的角度，来源的角度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廉价的、并且非常大量的这样一个技术来源。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经济崛起的，中国企业也在崛起，所以在市场上，跟人家已经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那么人家对这个技术的转让肯定戒心就会很高。再加上现在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确实是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知道北京市单位怎么样，各国家机关都在推软件的正版化，我们现在定期也在检查，复查是不是都在用正版的软件。所以我们现在的软件方面的支出也在上升。一是意味着我们技术的来源在减少，另外一方面获取技术的成本在上升。那么技术成本的上升，有人说研发，将来肯定是要走自主研发这条路，但是研发说老实话，实际上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企业家并不是傻瓜，如果研发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不用你号召他早就去做了。之所以这样的号召，又有这样多的政策鼓励，这个研发还是上不去，肯定还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比如我听制药公司的人讲，如果研发一种新药，得花十几亿美元，他们得筛选几百万种的化合物，最后才可能有一种，最后药监局才能批准上市。就是说一种成功的药物，他不知道有多少种是行不通的，所有那些成本，都得要在这一种产品当中要回收。所以自主研发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跟白来技术比，肯定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成本。

所以过去这些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这些主要的一些动力，现在看劳动力也好，土地也好，技术也好，资本实际上就是储蓄率，储蓄率实际上也是在下降的，刚才讲过，跟人口结构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储蓄率的下降呢，我觉得还是有限的，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我们还是处于一个高储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所以金融危机以来，可能最大的改变，首先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在减弱的。

2. 外需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另外一个变化是，外需环境的变化。刚才讲的动力方面都是从供给方面的因素。有了供给，实际上还需要有需求，才能实现经济增长。

那么需求当中，我刚才讲，过去推动我们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就是外需。我们看从2010年以来的情况。就是说外需所拉动的经济增长，每年拉动的点数在2 010年基本上还是正的，0.6%。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就全变成负的了，那就是说，比如说同样是8%的这种内需增长，2010年因为有外需，增长速度可以到8.7%，可以接近9%这样一个增长。但到了2012年，同样是8%的内需增长，可能经济增长就只有7%点多，就因为我们外需的拉动的增长都是在下降的。

如果从贡献率看，我们高峰的时候是8%，就是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所以那时候发达国家对我们意见很大。要求全球再平衡，当时二十国集团提的目标就是说，要把贸易顺差降到4%。大约就是前两年提的。当时觉得降到4%那得哪年才能降到，不过没想到很快。我们现在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只有2%多了。从8%到2%，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对我们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非常大。高峰的时候可能拉动的点数有两到三个百分点。所以这个时候哪怕内需增长慢一点，我也到了9%、10%的一个增长。

目前这种出口低迷是不是暂时的，是不是很快就会过去？现在来看，可能不会很短就能过去，因为发达国家现在的危机，可能不是说很快就会过去的，也是一些长期积累矛盾的总体爆发。所以修复的过程也不会那么快。

他们现在一个叫“去杠杆化”，一个是“再工业化”，都对我们的外需增长是不利的。“去杠杆化”就是刚才讲的，他们危机之前积累了大量的债务，欧洲已经闹主权债务危机了，美国日本没有闹，但是实际上美国和日本的政府债务负担，比欧洲还要重，比欧洲还要高。欧洲现在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基本上90%左右。美国是100%，日本是200%。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爆发危机之前肯定有一个债务累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高债务不一定说一定要引起危机。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的这个危机是爆发到了我们说的居民部门。那么想要实现经济的“去杠杆化”，实际上就是说我得还钱，过去借钱太多的，现在必须还这个钱。为什么要还这个钱，因为现在没人借钱了，所有人都不信任你了。那么发达居民部门实际上就是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银行不再信赖这个一个部门，不再借钱给他，所以他必须还钱。大家都知道借钱是很痛快的，还钱的过程总是很痛苦的。还钱你就必须要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现在看很难，所以大家只有节衣缩食。那么削减开支的结果，实际上该是需求的下降，经济的下降，最后又导致收入的下降。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恶性循环。外需下来了，那我们这个出口肯定就没有什么前途。

那么另外一方面“去空心化”，就是说从发达国家来看，他们觉得他们之所以进入到这一种地步，实际上是跟他们经济的空心化，或者说缺少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只是在玩金融的这种游戏。美国的GDP才16万亿美元，金融危机的经常一个GDS的一个市场60万亿美元，这仅仅是一个延伸产品的市场，就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规模。所以奥巴马也讲“再工业化”，美国要重新复兴自己的制造业，美国不能再专注于所谓纸面的财富的创造，要关注实际财富的创造。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因为中国的出口主要还是以制造品为主，如果什么东西人家都自己造了，我们这东西出口给谁去。如果他们真正是实行这样一个战略，影响会很大。现在也有人疑问，美国能不能实现这个“再工业化”、“去杠杆化”，这是现实条件所限，信心的危机导致的，再工业化还可以讨论。但是不管说，美国的战略，包括欧洲的战略，都是要往这个工业化的方向来去的。

消费投资也是带动大家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现在看石油出口组织，输出国，他们一方面也是受全球需求的影响，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现在的日子都不是那么好过了。另外一方面所谓资源民族主义的情绪也是很高，你看我们中国企业的海外的，在矿产资源方面的收购应该说是屡屡受到挫折，在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也好，甚至最近蒙古这样的地方，收一个铜矿煤矿，都有很大的限制，所以这也会限制我们的资源的来源。

另外这些国家他们也是想搞所谓资源的深加工，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我们国内的资源产区也都是希望资源留在本地来加工。当然你要从整体的资源配制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未必那么合理，就是未必那么有效率，毕竟这是一种诉求，那这种诉求实际上也会影响到我们产品的出口。

另外新兴市场国家跟中国一样，大家知道金砖，金砖现在五个国家了，还有别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还有非洲一些国家，本来增长也不错，本来也是我们开拓的新的出口市场的主要对象国。但是现在看新兴市场的增长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过去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可以跟发达国家的市场脱离开，可以逐步的转向内需驱动为主，因为毕竟有一个中产阶级正在崛起，那么现在看这个好像还是稍微乐观了一点。我们看今年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他们的增长速度，都是下来的很快。印度前几年的增长速度跟中国很接近，我们增长9%他们增长8%，但是今年他的速度是明显下去了，只有5%左右，并且通胀也是非常高。那么巴西呢，增长速度就更慢了，可能只有1%、2%，基本上跟发达国家在一个水平上了。不光是受需求方面的、受金融方面的、货币方面的冲击，可能比中国还要大。因为我们毕竟是资本项目的，没有完全的开发，像巴西这些国家，今年就升值得很厉害，因为美国推行的这种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每次推行一次，美元就大幅贬值。所以巴西对美国QE3的这个反应是最强烈的，巴西财政部长甚至说这是美国公然对我们发动的汇率战争，也是一种汇率操纵行为。美国你整天指责别人操纵汇率，但是你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汇率的一种操纵，巴西这些国家可能是首当其冲。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我们看这几大块，情况都不是那么好，所以十八大那个辅导材料也有这样一个判断，世界经济可能要进入到一个低速增长期。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要走出低速增长，一是要靠所谓的结构调整，所有的国家，发达国家要结构调整，中国要结构调整，其他的新兴国家也要结构调整。另外就要看有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现在也在谈论，比如说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样的说法，中央领导同志也很重视。当然如果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那肯定会改变这个格局，但是这个技术突破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偶发性，特别这种特别重大的，我们看待也很难说完全把这个增长的希望寄托在短期之内取得这样的特别重大的技术突破。

3. 资源环境的约束显著加强

那么我们的发展条件和环境变化的下一方面就是资源环境的这种约束是在显著加强。这个我想发改委的同志肯定还是相当了解的，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消耗大，另外一个就是说对外依存度高。就是说如果资源消耗大的话，还都是你自己在供应，那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问题就是说，你还是对外依赖，这个安全系数稳定性，就大大下降了。因为依靠外部供应的话，必须有强大的国家的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来保障安全。像美国这种世界头号，甚至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样强大的军事机器，美国的军费开支比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还要高，他都觉得完全依靠外部的供应是不安全。我们看这次美国总统的大选里面辩论里面，奥巴马跟罗姆尼，在能源自主方面，两个人的意见也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是相互比的是谁更能保证美国的能源自主。罗姆尼攻击奥巴马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联邦土地发放的开采证上还不够，甚至说你不能管什么保护区的，国家公园的，为了实现美国能源自主，这些地方也照样要开放，甚至说有什么代价，代价不就是死的十几只鸟吗？美国确实在能源自主上现在确实非常紧张。现在他们预测2020年美国的国内石油产量可能会超过沙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量国。美国的天然气，阿拉斯加的天然气，他们现在讨论要不要出口到中国来，美国自己用觉得成本太高了，是不是出口到中国来。所以美国现在的能源自主度是大大提高了，他对中东的依赖实际上要远远低于中国。所以过去不管怎么对美国怎么看，至少他在中东地区还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基本上能压着这个地区别乱。但是如果现在他对那里的依赖度降低，如果说中东地区他不再那么大着力的话，如果真的这个地方乱起来，恐怕现在我们受到影响可能要比美国还要大。所以我们在资源保障方面，确定是面临着新的挑战。

那环境方面呢，大家肯定也是跟清楚，这些宏观的一些全国的一些数据，土地的污染的情况，地表水的污染的情况，应该说都是很严重。就是发达国家过去200年工业化进程当中，分阶段出现的这些环境问题，在我们现阶段都集中凸现出来了。

但是这个环境的治理和清理也是特别费钱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光是说要减少污染排放，我们还要治理已经被污染的环境。昆明的滇池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治理是投入了上百亿的资金，可是我现在去看，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变化。所以反过来就是说，下一步经济发展的这种成本，环境的这种成本，资源的成本上升，环境的成本也是在大大上升，所以肯定就是指向刚才我们讲那些成本性的因素，成本是一种全面性的上升，所以我们所谓低成本的优势，趋势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 过去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在强化

最后一个就是，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制约也在加剧。

我觉得这个矛盾表现得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房地产的市场。大家都说房地产市场有泡沫，很难让人相信这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发展。但是你真正去看衡量泡沫这些指标，刚才讲到杠杆率，美国为什么有次贷危机？也是从房地产开始的，美国人买房都是借钱，甚至最高峰的时候是零首付。杠杆率肯定很高了。但是中国的房地产，杠杆率实际上并不高，大部分还是花自己的钱在买房。我们首付的比重20%、30%甚至更高；然后你看还贷款的速度，中国人都是提前还贷的。说借20年，15年贷款，很多人五年都还了。所以杠杆率实际上并不高，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又不是说有那么大的泡沫。

所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整个大的社会结构有问题。实际上是所谓的两极分化，富人太富，穷人太穷，我们整体的结构不是说有一个收入水平中间的人占大头，现在两头是占大头，中间的人太少。那这个结果就是说，富人把他的财务，稍微多配置在一些房地产上面，马上穷人就被挤出这个市场，所以存在很大的社会问题。

但是房地产一控制，如果控制富人买房，实际上穷人还是买不起。北京三万、四万这样的房价，真正凭收入，包括我们机关事业单位的同志的收入，是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房价的。所以如果不让富人买房，就没有人买房。但是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对我们的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很大，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实际确实就是这样。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基本上要占到五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一个水平，很直接的。大家也知道，房地产市场的产业关联又非常强，盖房子总得需要钢筋水泥，你买了房子总是需要装修，需要家电，所以有人算下来，可能影响到整体国民经济30%左右。所以如果这一块不能很好地启动发展的话，肯定对经济增长是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让房地产发展，实际上就得允许富人来买房，但是那个结果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占有资源的差距就更大。我是赞同这种行政性的限购的，就是在大的社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市场的运作是没有办法正常来运行的，或者说，运行的结果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问题，本身市场化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单位都经历过分房那样一个经历。我觉得分房制度确实是一个非常愚蠢非常低效率的制度，带来多少矛盾啊。像我们单位以前都是单位自己建房来分，建一个房差不多三年的时候，但是分这个房得花五年的时间，各个方面矛盾太大。所以那个制度，确实是有很大的阻力，我们确实是要依靠市场化。

十八大报告也提了，住房问题一是要靠市场，二是要靠保障房。所以这也反映，我们这个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制约。

那么在消费市场上实际上也比较明显。刚才讲消费老是启而不动，其实我们在消费市场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情况，穷人说了没钱、没有收入，富人的消费，奢侈品、高尔夫，我们好像又不能接受，社会舆论也不能接受。从整体社会资源的角度，大家也很难接受。但是富人是现实的购买力，要说启动消费，可能最快的就是富人的，穷人还得想办法给他涨收入增加钱他才能消费。富人的钱是现成的，包括我们现在说奢侈品的降税，一定程度上是要向富人让步，让富人消费。但是有人说了，富人这么富了还要给他们减税，中国又不是以直接税为主的，主要都是靠间接税，就是好卖东西，增值税也好，消费税也好，那你减税不就是给富人减税吗？

所以说过去积累的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确实是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然对这个社会矛盾的积累，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包括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加大，实际上还是有两类。

一类应该说是市场性的因素，这也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不能说所有人都一样的。实际上全球范围来看，这个贫富差距拉大，不光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也是贫富差距拉大，工薪阶层的收入，十几年实际收入没有增长，甚至下降了，而富人的增长速度很快。

我觉得跟全球化有很大关系，全球化的情况下，可能大家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东西，因为全球化的情况下富人是长着腿的，可以到处走的，什么样的税高我就可以到低税的地方去。如果富人都跑了，穷人也富不了了，穷人只能更穷。我觉得我们中国比别的国家稍微好一点的是，尽管我们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但是我们穷人的收入也在增长，并且增长的速度也不算慢，也还是挺快的。那么很多别的国家，他们穷人的绝对处境都在变差。所以有这种市场性的因素，有全球化的因素，有国际性的因素。

对中国来说还有非常重要的，生育劳动力的因素。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是这样的，所以在存在劳动力大量无限供给的这种情况下，工资是很难上涨的，这时候的工资不上涨，是公平的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工资提得很高，结果就是很多人被排挤出就业机会。实际上就把工人或者说农民工又分了两类，一类就业的人，有不错收入，不错的保障，但是不就业的人怎么办？因为工资高的话，肯定会影响整个就业机会。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可以说这种收入差距拉大也有客观性。但是在我们中国可能还是另外一方面，所谓分配不公，非法或者说灰色的，这一块导致的收入差距，可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可能真正影响、真正能够作用的，还是这一块。这个就跟我们十八大报告里面讲的很多体制改革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我这个没写在PPT里，就是人均需求的变化，这个十八大报告里也讲了，要面对人民的新期待。我们经过这么过增长以后，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当中的高等，我们现在人均年收入是5400多美元了。所以应该是一个中高等收入国家了，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那么像北京市呢，应该是超过1万美元了吧，应该是达到了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需求肯定是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供给结构能不能改善，或者说能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变化，实际上也需要在供给方面做调整，这种调整肯定会影响到增长。

说到供给结构，现在北京也在学广东搞绿道，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其实别的发达国家，比利时叫“小路系统”，工人骑车的，工人跑步的，工人走路的。北京也在修，但是我看修的所谓的绿道，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居民的所谓的新期待新需求。另外跑步的人，我在发达国家待了几年，也跟着人家学了跑步，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北京说老实话，适合跑步的地面太少了。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都是这种，瓷砖，地砖，这个对关节的损害实际上是很大的。最好是有土路，但是我想北京恐怕各种条件很难找到。你看发达国家，城市里公园里，修大量的土路，这些土路的渗水性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下了雨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不会泥泞。我们很难找，包括郊区，甚至山里也一定要铺上石头。其次就是柏油路其实也是不错的，我最近看见新加坡有一个地方改造，本来可能是一个机关车道，现在为方便居民，也要改成类似绿道这样的，特别强调说不要用地砖，一定要保持柏油路面。我觉得像这种工程，施工之前设计方案，能不能和附近居民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到底大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是说设计部门从自己过去的习惯出发。其实我想他们也有大量的机会可以多国外去考察吧，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容易看见的，但是我不太清楚我们的城建部，好像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太老套。这不是说发牢骚，也是一些感触吧，就是说怎么能够符合人民的新期待。可能还有很多方面，实际上都没有考虑到这种新期待。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中国这么多人骑车，骑车实际上是很容易把裤腿给弄脏的。我在比利时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类似于绑腿一样的东西。现在我骑车的时候，经常就有人问我，这个东西很好，你是在哪买的，我也想买。我说还真不好意思，我这还真不是在国内买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简单需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做这个东西，这东西是小事，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更大的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的供给结构做出调整。 

那么所有这些加起来看，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保增长的难度显然加大了，并且代价在上升。保八现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今年大概全年增长7.7%吧，明年我们相对乐观一点，可能8.1%。但是看来都不是那么容易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代价是在上升。刚才讲债务这些上升，实际上是风险这些都是在上升。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反对刺激政策，因为现在确实社会上有一些人，对当年的4万亿有很多的批评，包括对现在的政策放松呢，也有很大的反对。我本人还是觉得这些政策是有必要的，尽管有代价。实际上这跟治病一样的，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只要药物的收益是大于副作用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是值得做的。其实4万亿也好，现在政策放松也好，现在的收益还是大于问题的。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必须得做的，当然这只不过是提醒我们说，你不可能长期依靠这个，因为所谓的成本收益关系，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最终会有一天，成本和代价会大于收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