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中西管理差异融合与管理创新（2）

第二，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地理环境差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种是自耕自足的农耕经济，另一种是互通有无的商业经济。中国内地地广物博，黄河和长江流域更是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雨量充沛，适于粮食作物的生长。由于粮食作物不同于经济作物，它本身的商业性就比较弱，因而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与外界发生交换就能够自给自足，适于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在这种耕作方式下，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民风淳朴，讲究团结协作的国民性格。

而地中海沿岸，是典型的海洋性季风气候，适合种植葡萄、烟草等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由于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商品性，它的发展，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与经济作物相关的轻工行业的迅速发展，比如酿酒业。另一方面，这些经济作物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决定了它的生产是用来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可以说，经济作物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的生产。同时，由于有限的内陆环境，逼迫人们必须向外拓展，这促进了造船业的兴盛，进而推动了航海业的大发展。航海本来就是一项富于冒险精神的事业，它培养了人们勇于开拓的意识。正是这种对外开拓的意识使得商品经济在欧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第三，政治体制差异。在政治体制差异的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各有不同。我认为，中国作为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延续三千年的历史，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正是具有天然稳固性的小农经济。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生产的粮食、蔬菜，都是用来自给自足的，真正需要交换的只有盐和铁。封建统治阶级抓住这个特点，从汉代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依靠着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在原本就缺乏商业性的社会中，稳定就成了必然的结果。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在家国一体的专制体制中以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子为基本的原则，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这种体制十分重视血缘关系，普遍在乡镇建有祠堂、家庙，每个宗族都修有家谱，注重传宗接代。这样，就以血缘关系形成一道网。

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仍然以血缘作为重要的社会交际支柱，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亲戚朋友对于一个人办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有传统和文化渊源的。

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则具有很大的差异。古希腊、古罗马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以后，家庭奴隶制直接转变成了劳动奴隶制。世俗社会解体的十分充分，并形成了一种等级分明的制度，即公、侯、伯、子、男。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家庭关系，家庭意识并不十分重视，相反，人们最重视宗族和宗教观念。因而，我们很少听说西方有乡镇建祠堂，家庙，相反，教堂在各地却相当普遍。西方的教堂同中国的宗族祠堂、家庙是不同的。中国的宗族、家庙以姓氏、血缘关系为基础，而教堂是以一种信仰为基础，不分宗族、血缘，只要信仰它，谁都可以进去做弥撒。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就进行的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