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中西管理差异融合与管理创新（4）

中西管理的本质差异

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管理，就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要化解这些冲突和矛盾，使无序的社会变得有序就需要管理。所以说管理是缓和和避免冲突的过程。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两极分化的危险。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它是现代社会中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最主要的根源。这是第一个层面。在解决第一个层面的矛盾中，中西方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无论是从传统管理还是现代管理的角度看，都表现出了理念上的差异。第二个层面就是人与物质间的冲突，也可以将这种冲突认为是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如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着许多世界性难题。在20世纪的一百年时间里，生产力空前发展，人类创造的财富比过去所有时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与此同时，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也比人类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还要大。人往往有这么一个观念，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无节制地从大自然中掠取各式各样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导致沙漠化、气温升高、大气污染、淡水缺乏、海水上涨等等。第三个层面的冲突是物与物之间的冲突。自然界中所有生命和非生命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条。这条链条上的个体互相依存，互为发展，彼此成为对方演进的条件，任何一个环节的破坏，都会殃及到其他个体的生存环境。所以，必须用系统地观念把整个大自然看成一个整体的链条。这就如同一辆自行车，如果链子上有一节断了，就会造成这台自行车无法运转。

管理本身具有两大特性，一个是经济性，另一个是社会性。一个是求得社会的稳定，另一个是求得经济的增长。中西文化恰好在管理的两大特性上具有较大的差异。中式管理侧重于社会稳定，而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西式管理，则侧重于管理的经济性。正是由于管理的两重性各自产生了侧重点，导致中西双方在避免冲突的手段、方式，以及其他各个方面产生了差别。

首先，管理的目的不同。中国传统管理侧重它的社会性，之所以侧重它的社会性，原因就在于传统的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模式下，稳定是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基石，因而，统治阶级认为管理的重心必须放在社会性上。直到今天，我们的管理仍然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讲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统一关系，但始终将稳定放在较重要的位置。

西方管理则侧重于经济性。西方国家总统位子坐得稳不稳，关键要看国家的经济发不发展。西方的民众很现实，他们对领导者的评价主要在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

由于目的侧重性不一样，导致管理的内容有差异，所以中国式的管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把精力主要用在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上。我们的很多管理者都反映现在抓生产很难，因为他们的精力很大一部分都用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式管理根源在于封建家长式的统治思维。旧秩序的统治者深知，威胁到自己政权稳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农民起义和宫廷内乱。

第二，管理工具不同。管理目的的不同导致了管理工具差异的产生。中国传统管理由于主要用来避免人与人之间，或者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它主要采用“和谐”的方法，又或是终点平等的方式。所谓终点平等，就是在经济领域主要注重调节分配，这导致了中国历代社会都讲平均主义，不看你蛋糕有多大，只关注蛋糕要分匀。蛋糕一分均，就没有两极分化，进而也就不会出现农民起义。这种管理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我们也正在学习西方的管理理念，在逐步调整，但基本取向还是集中在分配和消费领域。

今天的社会不同于20世纪50、60、70年代，物质资源极大丰富。过去，中国人过年过节全是票证，当时有一千多种票，米票、布票、粮票、糖票、酒票、肥皂票、牙膏票等等。可是当代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过去岁月的人都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个时期大家贫富程度差不多，看不出谁穷，谁有钱。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分配理念的根深蒂固，在国人眼中蛋糕分得匀不匀要比蛋糕做得大不大更重要。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今日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不仅要把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切好，这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它需要我们建立普适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式管理，总的来说，在管理工具上强调分配注重平均，消费注重节俭。即使面临金融危机，政府鼓励多花钱，但百姓还是不敢乱花。

西方的管理思想方法，不管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福特的流水管理、斯隆的事业部制管理等等，它实际上采用的工具是制度。这与中国在管理工具选择上是不同的，中国主要采用“和谐”，西方主要采用竞争。西方从现代管理的起点，实行的就是制度化、标准化，形成了与中国式终点平衡具有鲜明反差的起点平衡。所以，中国注重的是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西方重视的是生产领域。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例子来说明起点平等。比如姚明，姚明的成功自然有其先天的身高优势，但也由于他融入了NBA的管理模式之中，使得他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极大发挥，因而他得到了丰厚的利益回报，这体现的是起点平等。姚明现在是中国最富有的运动员，前几年就有人估算他的身价在20亿人民币，被人称为中国出口的最大的单体商品。也正是由于采取起点平等的管理模式，才有今天黑人能当上美国总统，希拉里作为一名女性能当上国务卿。

中国传统管理采用的工具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以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主流文化的代表，主要采用说教的方法来调节和管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高校里，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矛盾和冲突，规定每多少个学生必须配置一个专职辅导员，辅导员的主要责任是什么，就是说教。但是年轻人有叛逆情绪，越说教，越不灵。家长时常提醒子女出门在外要忍着一点，让着一点，这种观念慢慢地流传下去以后，孩子自己就会逐渐默认这一点，小不忍则乱大谋，忍着一日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忍一忍海阔天空。中国历史上很多名人的家中正堂上都写一个大大的“忍”字，大“忍”字旁边写很多小“忍”。忍不下去了，怎么办？那就退隐山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中国和尚特别多，尼姑特别多，隐士特别多的原因。陶渊明式的生活方式就成了大家向往的楷模，

与之相反，西方传统观念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它提倡让大家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以竞争的方式来调节，来避免。彼此在同一个舞台竞争，赢者理所应当，负者甘拜下风。同奥巴马一起竞选总统的麦凯恩，可以说身世显赫，可到最后，70多岁的人输给了40多岁的人，结束后祝贺对手获胜，这是一种君子风度。拳击手在拳台上，击倒对手获胜，获得巨额奖金，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因为那是靠竞争争取来的。正是采取竞争的方式，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他们认为既然在同样的条件下输了，就要心服口服，彼此没有矛盾和冲突。中国就不是这样子了，明明竞争不过对手，就只好在暗地里下黑手，做足表面工夫之后，晚上写个匿名信打你小报告，所以，中国的匿名信特别多，这也成了一道风景线。

基督教文化传统下的管理工具，它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它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主义移植到社会管理中来，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强调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提倡个人主义取向。不论你的宗族、肤色或者文化程度如何，你的能力有多大，你就能获得与此相匹配的报酬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