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3）

另外，公共资源和投资的增加使公共监督也日益增加。学校现在压力越来越大。大家感觉国家给你投了这么多钱，尽管青年教师也买不起房子，但跟社会上比，人家还认为你是高收入者。社会监督越来越多，不光是监督学校，也监督老师。

第四，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也使大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大学出现了社会参与、全球联系，通过知识转移服务社会的新功能。原来教学就是教学，大家习惯于学校只要放下课桌就行，强调校园的安静，强调“清水衙门”不与外界联系，是一片净土。但现在不是这样，也不能这样。因为社会与教育互相塑造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社会的变化要求教育作出反应，新的知识又促进了社会的变化，二者互动的关系越来越强。有国外大学提出，大学的第三个功能叫“知识转移”，我想知识转移正好是我们服务社会和文化引领这两个功能。大学必须通过知识转移来提供服务，而且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我简单说一下大学功能演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注教学。大学在西方产生，从宗教神学院、修道院开始慢慢形成，最初是培养一些牧师，或培养神学家、法学家、医生，最早的学科是哲学、神学、法学、医学，这个阶段只关注教学。这个阶段性特征和组织架构方式也确保了教学的中心位置。第二个阶段关注教学和科学研究，出现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研究性大学。有了研究性大学以后，大家趋之若鹜，美国最早的一些思想家都留学德国，那时候只有具有研究能力，才能在教学方面站得更高。第三阶段就是兼具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功能。这是以美国大学为代表的，这个时候尽管教学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但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参与服务社会，才有真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研究了真问题，才能提高研究水平；提高了研究水平，才能提高教学针对性。所以，大学的功能存在一个有效整合的问题，就是通过服务社会来实现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三者一体化，不要把三个功能切割开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大学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角色，同时又深受其影响。大学的文化引领者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和文化使命越来越明显。大学正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推进器、国际文化冲突的减压器、国际文化融合的加速器。

                                  高校应对时代挑战的启发与思考

国家层面优先考虑教育，对于我们教育本身，如何应对教育公平、提高质量、加快改革、提高服务水平呢？

第一，大学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要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象牙塔式的纯学院派将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按步就班，一个萝卜一个坑，机械式的管理没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因为现在高水平的教师像候鸟似的，通过候鸟似的流动，提高学术水平，把更新的东西不断地来回传递。我在悉尼大学考察的时候，发现悉尼大学工资单上有上万名老师，但实际在校的老师并没那么多，他们聘请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学者到学校来工作一段时间。另外，还聘请了很多银行等方面专家来给经济学院、金融学院讲课，聘请企业专家来跟他们合作。所以，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原来那种“为我所有才是我的人”的概念就不合时宜了。还有一个机制问题，比如外国语大学有140多个外籍教师，在评估的时候不算这些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正式编制，但他们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已经变化了，但我们的管理还是陈旧的。我们现在都是背包袱式的，背上了以后还甩不掉。关键是为我所用，而且还能用得比较经济。

既然大学越来越多受到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评判和监督，我们就得思考如何进行大学的内部组织建设，另外我们该思考大学与社会如何互动。我们简单地排斥社会，希望社会不要管，那行吗？我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既然人民想知道、人民关心这个事，你就得给人民讲清楚。之所以现在发生一些问题，就是大学与社会互相都还没有适应。

那么，依法办学将是高等教育有序和平稳发展的保障，法制化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规则，最基本的规则就是法制框架。为什么高等教育需要法制化？因为高等院校是一个知识创新的地方，创新更需要法律的保护。中国教育界将面临“后4%”的问题，也就是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之后，中国教育将面临更大的监督，要面临着更严峻的质问、质疑。社会对高校的关注将更加密切，依法办学是必然趋势。人民分成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当不一样的诉求一股脑地朝向高等教育的时候，高等教育是无所适从的，只有以法律来规范各方面的互动关系。所以，许多国家大学的建立，包括政府的拨款、大学的组织架构都是依照一定的法案实施的。一旦出了事，就根据法律去解决。这样，大家就知道按照什么规范去进行互动。而我们现在没什么规范，一般出了事就是闹，看谁脸皮厚，脸皮薄的就失败了。

大学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无论如何变化，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如果现有法案不行了，就通过修正法案来突破原有的限制，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老说去行政化，实际上去行政化主要是减少行政干预，而不是不要管理。管理就是服务，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服务体系支撑，它该怎么办呢？关键是要减少行政干预。而现在政府对学校的干预不是法律规定下的干预，经常是直接干预。另外，去行政化也有学校内部的问题。学校的管理层是服务于教学科研还是教学科研人员的上级呢？按照行政化就是上级，如果按照法律界定，那么管理层和教职工只是不同的角色而已，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工作。

第二，大学的教与学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和富有挑战性。现在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教师教、学生学的模式将演变为教师、学生、社会各行业有专长的人士之间互动和交流。而且学生学习空间将大大改变和拓宽。

第三，大学将赋予学生越来越多的研究动力和机会。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中国的一个弱点。中国多少年封建传统，照本宣科惯了。中国人一般来说，学习能力非常强。中国原先不参加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考试），因为害怕测试太好了，会引起美国人对我们过分的关注，就像苏联卫星上天以后，把美国的创造力又激发出来了，结果把苏联给比下去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考太好，会引起国际上的过分关注；如果考太差，又太丢人。PISA在2000年首次开始实施评价，每三年一次。2010年上海第一次参加测试，分别在数学、阅读、科学方面位列世界第一！中国人学知识能力特别强，但创造知识能力并不强。有人开玩笑说，美国大学考试第一名都是中国人，要是第一名不是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没参加考试。但在研究问题、提出问题方面，不是我们的长项，对此以后要加以改造。耶鲁大学校长说，中国人在知识扎实性方面、系统性方面是无人能与之抗衡的，但是不同知识的转移、融合方面，在批判性思维上确实有一定的缺陷。

第四，从发挥功能角度来看，大学将更加直接介入或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现在社会发生变化，知识的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需要大学的参与。而大学要教出有用的人，又必须在这些实际事务当中进行科学研究、进行人才培养。因此，教学与科研、教学与参与社会服务、理论研究与实际探索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第五，大学评价方式将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地得到社会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发展对大学演变的驱动力越来越直接，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大学评价方式也在改变。现在，从大学内部评价变成越来越关注用人机构、雇主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评估。评价也不再致力于打分、评优，而是详细描述大学成功与欠缺之处，以促进大学的发展。

                              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十六大以来的十年间，中国教育事业取得快速发展。从十年来高校教师的发展情况来看，教职工从130万到220万人；教师占学校教职工比例，由47.4%升至63.2%，这也意味着其他行政人员、辅助人员减少了，教师在增加。从招生来看，这几年招生人数大幅增长，2011年本、高职在校人数已经是千万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