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雷锋的班（2）

高潮和低潮

73岁的张兴吉是雷锋班第一任班长，也是惟一给雷锋当过班长的人。

他穿一件显精神的皮夹克，茶色眼镜，胸前别一枚雷锋头像。提到雷锋，后面常跟“同志”二字。说起“深入贯彻”、“有一定贡献”这样的场面词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雷锋、带头抓、带头宣传”这样的短排比句时，他的语气里带着些背诵的腔调，语速快，声调平。但这个状态持续不了多久，他又会滑到带四川方言的抑扬顿挫状态，活泼得很。“其他老头说我精神头像小孩一样，咋搞的?那真是有一种精神支撑着，雷锋精神。”说到这句，他嘭地站起来，伸伸胳膊。

说起3月，他报了一遍去年的行程：“我饭都没吃，从北京到抚顺。完了又赶回北京，再到青岛，然后是重庆，又回北京。四川的电视台、报纸还等着见，8、9号才见到。”

他说，学雷锋有高潮，有低潮。低潮时，学雷锋活动似乎只在部队和小学有效，雷锋班也不受重视，比如1984年起当第14任雷锋班班长的王威甚至没有像历任班长一样提干，以战士身份复员了。而高潮时，雷锋班又成了焦点。

1972年，张兴吉从连长位置上退伍，回到家乡四川南充。“那时候好多干部回来不算干部，就回农村挖地。我一个老乡为我，在县里坐一个月，才给我跑下来安排工作，要不然不知道会怎样。”给他安排过副厂长的工作，他拒绝了，要求继续开车。他不避讳原因是经济，家里4个儿子1个女儿要吃饭，当司机有补助，加上工资每月能拿两三百元，比副厂长每月工资七八十元好多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张兴吉转业的南充土产果品公司效益大幅下滑，他向亲戚借了两万多元，包下一辆快报废的客车，开始跑运输。跑着跑着，周边的老弱病残都晓得，“张老板”的车容易不要钱。甚至有盲人摸到他的车，就高兴地喊“这是张老板的!”张兴吉就说上来吧，喊住盲人掏钱的手：“算了吧，你挣不到钱，掏什么掏。”有时候遇到病人，二十多座的客车就空着送人去医院。“这也不好收人家钱。”

要夸自己时，张兴吉一下子不会使用讲雷锋时熟练吞吐的宏大词汇了，只是说：“我这个人心软。那时候的农村，确实困难，几块钱，就拿不出来呀，掏呀掏的。”那些年，几乎没人知道他和雷锋班有什么关系。

1989年底，为了第二年将召开的全国学雷锋先进代表座谈会，沈阳军区到南充来寻找曾经给雷锋当过班长的张兴吉。找了多日未果，就在他们准备回去时，终于在最后两页翻到了张兴吉的档案。

此时，张兴吉已经开客车一年多，几乎不赚钱。“之后就叫我别开车了。我把车卖了三千多块，亏了。”此后，张兴吉开始以雷锋班班长的身份，频繁去部队、学校等地讲课，也开始把宣传雷锋精神定位为自己的人生新目标。

1990年3月，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人纷纷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继续向雷锋学习，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

一份研究1963-2003年间《人民日报》雷锋报道的论文《青年典型人物的建构与嬗变》论述，上世纪90年代初对雷锋精神的宣传，不同于60年代强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同于“文革”后强调揭批“四人帮”罪行。90年代的雷锋宣传，一方面和80年代一样强调雷锋是好人、道德楷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模范，另一方面根据新形势，开始强调“对党忠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外，开始重视学雷锋活动对物质文明的推动作用，提出“岗位学雷锋”。

40年里，标题中出现“雷锋”词语的《人民日报》文章在1990年数量最多，远高于其他年份。其次是1993年，中间的1991年和1992年也排名在前八。

第17任雷锋班班长郑金宝记得，1990年活动太多，他在外面待了6个月18天。他永远忘不了去大庆作报告的场面，锣鼓喧天，工人列队欢迎，他去看铁人王进喜的爱人时，警察封了路口，围观的人们探着脖子嚷嚷：前几天封路是江泽民总书记来，这次又是谁?总理来啦?

第2任雷锋班班长庞春学，正是在这时期频繁出去作报告，才被妻子知道，他是雷锋班班长。“以前从来没说过，我只知道他是雷锋班的。”曾经随军多年的妻子说。

后来成为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所长的翟元斌也是在这次高潮中开始系统了解雷锋。1989年7、8月，团中央在抚顺市举办了全国雷锋精神论辩赛，翟元斌作为抚顺队主辩参赛，获评优秀主辩。“当时的主要议题是，商品经济下，学雷锋还有没有可能?记得在抚顺预赛选拔的时候，我们抽到一个反方题，论点是学雷锋不是让你当苦行僧，学雷锋也要追逐幸福。这观点现在谈起来没啥，那时候已经挺大胆了。老战士评委坐在下面，想判我们获胜，又担心这样会不会有导向问题，脑子里还是政治挂帅。”翟元斌说。

和学雷锋高潮一起到来的还有荣誉。1990年，雷锋班在全团年终总结中，得了行车里程、运载吨数、服务质量等5个第一，报到沈阳军区，给雷锋班立了集体一等功。时任班长朱华记得，那是雷锋班的第二个集体一等功，上一个还是1964年参加全军大比武时得的。同样在1990年，班长朱华获得沈阳军区首届“学雷锋金质荣誉奖章”，荣立个人一等功，这是雷锋班首个个人一等功。“和平时期，立一等功可不容易。”朱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