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沧桑》观后感—人造的“英雄圣光”

在造假成为官场的游戏规则的情势下，造假一般不会受到惩罚，相反却有可能获得好处，其结果必然导致造假之风盛行。

在全国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的年代里，云南大理某公社曾出现过这样一则笑话：两个女青年向县委报喜说，她们一天锄了460亩田，在水稻种耕中放了“卫星”。而实际情况是：报喜那天，两个姑娘原本不想来，她们说光是在这么多田的埂子上走一走都走不完，哪能锄那么多，可是工作组却硬让她们鼓起勇气来报喜。殊料想，她们提心吊胆的“报喜”，竟然得到了县委的表扬和物质奖励，每人得奖大瓷盆1个、手巾1块、口缸1个、香皂肥皂等洗脸用具1套。她们春风满面地出了县委大门。

这是发生在1958年7月间的事情。无独有偶，湖南临湘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虚报芝麻试验田亩产1220公斤（实际25公斤），出席了全国劳模大会。武汉市一位72岁的老太太，号称3年消灭了240万只苍蝇，平均每天消灭近2200只苍蝇，连续5年被评为市、区爱国卫生模范……

好多年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们一直认为这种造假笑话只是中国极端年代里的独门“创造”。观看《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之《奇迹诞生》，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此等发明之版权，应归属于苏联“老大哥”。

《奇迹诞生》以珍贵的史料和道白的形式，揭开了这一秘密：“1935年12月16日的《时代周刊》封面上，是一个精神的苏联小伙。他的名字曾经被斯大林用来命名一场生产运动，他就是斯达汉诺夫。他在1935年8月31日一夜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采矿工变成了工业化生产的一面旗帜。斯达汉诺夫在一个工作班6小时内，用风镐挖煤102吨，超过原先的技术定额13倍，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斯达汉诺夫的惊人壮举其实是由三个小伙子一起完成的。”

早在学生时代就知道，斯达汉诺夫是苏联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曾经写入苏联史册的“劳动英雄”。那本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有处专门记载：“这个运动之所以称之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因为它的发起者是中央伊尔敏矿井（顿巴斯）的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斯大林在得知他的“英雄事迹”后，曾高兴地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

最高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必然激活下级用好奖励手段的热情：中央伊尔敏矿召开特别党委会，并通过特别决议，对斯氏本人进行高额物质奖励——大幅增加工资，发放高额奖金；提供高级住宅，配备电话和家具；颁发特别疗养证，在影院、剧场指定专座。政治荣誉也接踵而至，首先“把斯达汉诺夫同志的名字登在矿井优秀人物的光荣榜”，并号召所有人员向斯氏学习，并在全矿开展争当优秀采煤工人的劳动竞赛。一旦成为典型，立马产生“马太效应”，各种荣誉和好处一古脑儿涌来：破纪录时，斯氏还不是党员，1936年苏共政治局特批其为苏共党员；他破格搬进了滨河公寓，即莫斯科著名的政府大楼；他几次受到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在苏联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荣誉和待遇，只有风云直上的国家大员和政治精英才有权享受。

然而，人们哪儿会想到，斯达汉诺夫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完全是人造的，这个“劳动英雄”是人为“组装”的。在思考这篇观后感时，意外从2007年第5期《随笔》上找到了一篇题为《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的文章，概意是：中央伊尔敏诺是一个矿区破旧、设备简陋的煤矿。由于届时经常完不成政府提出的“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的定额指标，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多次受到指责，险些被关进劳改营。为改变这一困境，他决定制造一起轰动效应。他知道，斯达汉诺夫这个小伙子能干，但在设备极其落后的矿井里，再能干也破不了纪录。于是他派鲍里先科和谢戈廖夫两个青年矿工“帮助”他，并给他们下达死命令，一定要在9月1日（国际青年节）前打破世界纪录，并许以高额奖金。8月31日三个小伙子挑灯夜战创造了102吨的采煤纪录（甚至彼得罗夫亲自提灯为之照明）。如果这纪录一分为三，当然产生不了“轰动效应”。这就决定了两个“帮助”斯氏的矿工，只能成为牺牲品，于是在许多年里，鲍里先科和谢戈廖夫在与斯氏有关的文字中失踪了，三个人的成绩全部算到了斯氏一人的头上。斯氏的“事迹”次日刊登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斯大林接到报告后，当即决定在全国发动斯达汉诺夫生产运动。显然，斯氏这个组装的“典型”、人造的“劳动英雄”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