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生营养午餐少块鸡都算重大责任事故

从小梁发布的图片来看，小到可怜的那片面包不够大人吃一口。但类似“怪现象”恐怕只是冰山一角。笔者输入“免费午餐”检索，五花八门的报道层出不穷，有的学校提供方便面做“营养午餐”，有的将补助款用来购买“水牛奶”或火腿肠、沙琪玛，有的则直接发给学生两块钱了事，更有甚者，提供的“营养午餐”引发食物中毒……

这些“歪嘴和尚念经”的咄咄怪事，在海外实难想象，但在中国却堂而皇之地发生着。笔者曾去过中国的很多贫困地区，包括小梁所在的湖南凤凰、四川彝族自治州等，有的地方的小孩子靠吃晒干的马铃薯为生，方圆数十里可能没有医院。这些亲眼目睹的、真实存在的“贫穷”和“格差”，远非官方基尼系数所能显示。

正是基于这样的过往体验，当笔者去年第一次听说“营养午餐”时，第一反应可用“终于”二字形容——中国“终于”也迎来了一缕关怀儿童的人道主义之光，虽然比日本整整晚了一百多年，且午餐的“营养”程度甚至不及日本的1950年代。

日本被认为是施行“营养午餐”最成功的国家。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曾言，“日本从立法、科研到实践已形成一整套制度，战后一代人身体素质的提高，即得益于学校午餐制的推行”。德国知名的午餐研究专家Volker Peinelt在8月出版的《德国能学习日本学校供餐制吗》(Kann Deutschland von der Schulverpflegungin Japan lernen？)一书中，也忍不住盛赞“日本的学校午餐制度堪称完美之举”。

日本学校供餐制的确立

据记载，日本最早的学校“营养午餐”始于19世纪末，创始学校为日本山形县鹤岗町私立忠爱小学。当时，家境贫寒、不带盒饭的孩子很多，创建学校的僧人1889年决定提供简单的饭团、烤鱼、咸菜作为午餐。以当下标准评价，或许不算“营养”，但鉴于当时的生活水准，这样的午餐并不寒酸。

这一做法赢得广泛赞誉，并迅速在日本全国得以推广。1923年，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向小学生提供营养午餐。文部省在1932年制定“学校供餐临时设施法”，由政府补助学校供餐设施，1940年又推出“学校供餐奖励规程”，致力于学生给食营养改善。

在二战最酣的时期，这些制度曾因物资紧张而一度中断。但战争一结束，面临百废待兴局面的日本政府仍很快予以恢复。1946年，文部省、厚生省、农林省联合下发“普及奖励学校实施供餐”行政通知，要求“从增强学生体质和营养教育角度出发，期待在学校广泛地提供适当的营养午餐”。这一行政命令成效甚大，日本学校的营养午餐普及率从1945的3%迅速提升至1950年的69%，1952年4月起几乎所有小学都实现了供餐。

1954年，日本政府开始推动供餐法制化，正式颁布“学校供餐法”。这部法律只有14条规定，至今已修正了12次。此外，日本还先后配套推出了“学校供餐法施行规则”、“学校供餐法施行令”、“学校供餐实施基准”、“学校供餐卫生管理基准”等规定，完善的营养午餐制度逐渐得以确立。

目前，这一制度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日本文科省1月24日公布的调查显示，日本全国实施供餐的中、小学达32，400所，整体实施率高达94.3%。

如何确保“营养”？

要确保学校午餐“营养”，首先需要保证的底线就是干净、卫生、安全。尤其是学校供餐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影响将是大范围的。为此，日本文部省专门制定了《学校供餐卫生管理标准》，对午餐卫生管理提出明确且可操作的要求，各地教委和学校再据此设定规章制度。

比如，在原料初加工阶段，各类蔬菜必须分开存放、清洗；控制午餐制作间温度，抑制细菌繁殖；对午餐实施高温消毒，食品留样两周观察；配餐处平均每月进行一次卫生检查；校医每3个月就进行一次抽查；教育行政部门要进行定期的检查等。

其次，保证食材多元化。就在小梁在微博上的揭露引发广泛关注时，一组图片在网上被疯狂转载，称“免费午餐：日本学生吃螃蟹、中国孩子吞米饭”。图片中的日本孩子笑着吃螃蟹，中国孩子则吃着难下咽的大米。鲜明的对比让很多人感慨“中国孩子真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