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

到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五十周年华诞。在这半个世纪的进程中，共和国经历了辉煌和风雨、繁荣和坎坷，与其血脉相依的社会学同样走过了沧桑多变的岁月，经验和教训并存，喜悦与痛苦相随。为纪念共和国的五十华诞，为了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为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了使我国社会学在下个世纪有更好的发展，回顾和总结我国社会学在这个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显得十分的重要。

一、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社会学是一门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科，应该可以说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西欧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阶段，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秩序面临着挑战，同时启动现代化并伴随它成长的现代科学的理性曙光照亮了人类进一步具体而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构成和变迁的道路，于是，一门研究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社会变迁和社会稳定、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的社会学(1) 应运而生。社会学经过160多年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著作和社会学理论，对整个人类现代化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社会学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经济学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与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发展水平相比，社会学在我国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和滞后。这当然与社会学进入我国的时间较晚有关，更与它在我国所遭受的坎坷经历分不开，这却是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结构还处在现代化前期的反映。

曾经有人认为，社会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辅助工具，这种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实际上，上世纪末社会学之所以进入我国，与当时我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改革直接有关，跟我国现代化启动的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当时我国社会变革（特别是戊戌维新变革）的需要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科学依据，是我国一些具有先进的革命思想家、改革家主动去找来的理论武器。1891年康有为先生为变法办学，培养人才，最早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给学生讲授"群学"，把这一课程列在经世之学的门类里。后来严复先生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译成《群学肄言》，他先译了这本书头两章砭愚和倡学，1898年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1903年才出全书。1902年，章太炎先生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1903年吴建常把日本人市川源三的译著《社会学提纲》，（原作为美国学者季延史著的《社会进化论》）在《教育志丛》出版。在20世纪初，群学和社会学是混用的，以后"社会学"才取代"群学"，一直沿用至今。(2)

正是在这一个时期，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了向工业化和城镇化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却伴随着内乱外患、国家和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孜孜以求，试图以社会学独特的学科视野，不断地探索一条救亡图存、渐进改良，以求振兴中华的道路。尽管受时代的客观条件和他们自身的限制，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产生积极成功的效应，但是却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社会学走进了我国的高等学校大门，吸引了一批批年轻学子。最早在我国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是外国人，早在1908年美国人孟教授（Arthur Monn）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13年美国教授葛学博(Daniel Kulp II)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社会学系，1912年国立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设有社会学课程，1916年才开设社会学班，康心孚教授担任授课，成为我国自授社会学课程第一人。他是章太炎的学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大任教，讲授社会学等课程，讲义是自编的，培养了一批学生，后来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就是他的学生。朱友渔是我国留学国外学生中最早主修社会学的，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回国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3)

伴随着20年代后期，中国在美欧和日本留学的社会学者回国服务，以及本国高校社会学系或专业自己培养的学生毕业走上社会，推动了社会学事业的发展，社会学人才大量涌现，他们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最初的社会学调查是由教会学校的外国教授指导学生所做的小型调查，如1914和1915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对302个洋车夫生活情况的调查，是我国最早的社会学调查，1917年清华学校教授狄特莫指导学生，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调查。进入2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开始对当时的许多中国社会问题开展了调查，如1924和1925年李景汉等人在北京调查了1000位人力车夫、200处出赁车厂和100个车夫家庭，后来还调查了北京的店铺和工人行会状况；陈达教授于1926年指导学生调查北京的零售物价。进入30年代社会学调查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大量的调查著作陆续发表，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和《人口问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陈翰笙、薜暮桥等人组织的对江苏无锡、山东潍县、广东梅县等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写出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和《亩的差异》等调查报告和著作。这些社会调查涉及到我国当时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如家庭、社区、工业化、农村和农民、都市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等，具有很高的社会和学术价值。与此同时，社会学理论著作和译著也大量出版，如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其中有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吴泽霖的《社会约制》等等共有15种，对我国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30年代到40年代，我国正处于内乱外患的时期，但是并不影响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在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学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因为正是这样的内乱外患、社会问题丛生的现状促使社会学家们去认真地思考、调查和研究，大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

到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涌现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出版了一大批社会学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在国际社会学界也有相当的地位。遗憾的是，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大片国士沦丧，许多大学停办或迁到内地，社会学也受到战争的摧残，不少社会学系停办，社会学系的师生散失很多，只有少部分院校迁到西南后方后，还保留有社会学系。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如吴文藻、陈达、吴泽霖、李景汉、潘光旦、晏阳初、费孝通、戴世光、林跃华等集中到昆明、重庆、成都和贵阳等地，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社会学的教学、社会调查和科研活动，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培养了一批人才。据统计，抗战8年，在西南九所大学的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有500多人，后来，多数成为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骨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