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2）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到后方的院校都陆续内迁，社会学家们也都回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在各校恢复或新建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开展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和教学活动。据孙本文先生1947年12月的调查，那时在各大学任教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社会学教员有144人，其中10名是美国人。在这134名本国教员中，107名都是在国外留过学的。到1948年，全国共有21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在校学生约600余人。

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亲切接见了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人士，其中有民主同盟成员、社会学家费孝通，民主促进会成员、社会学家严景耀、雷洁琼，毛泽东坦诚地同他们交谈，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表示了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展望了新中国建立以后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的前景。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这本应为我国社会学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也应为社会学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不似人们设想的那样平坦，尤其是社会学这门学科，不久就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境遇。

从1949年到1951年，各大学还保留原有的社会学系和专业，招收学生，正常教学，在课程上增添了"马列名著选读"、"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如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基本上还维持原状，还有70多位学生和16位社会学教员，只有少数老师去搞土改，不过当时毕业的许多学生（甚至还有没毕业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南下工作团，参加革命和建设，那几年很少有毕业生留在学校从事社会学教育和研究。到1952年，全国还有10个社会学系，472名学生。这年秋天国家对高校院系和学科进行调整，撤消了8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停止招收社会学专业学生，1953年，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两个人类学专业也撤消了。从此社会学这门学科被排除出了大学的科学殿堂。社会学人才也纷纷流失、转行，拿北京的几所大学而言，一部分社会学老师（如潘光旦、费孝通、吴泽霖等）转到民族学院，从事民族学研究，还有一部分老师（如吴景超、李景汉等）转到了人民大学，严景耀、雷洁琼等老师被转到政法学院。再一部分老师（如陈达、史国衡）转到劳动部劳动干部学院。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更没有人专门再研究社会学，他们主要被分配到政府管理部门，如建筑公司、公安部门、南下工作团、报社等部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再进行社会学调查和研究。

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就被撤消而停止招生了呢？当时是在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名义下和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一起被撤消的，有关方面没有专门说明理由。一直到1979年，社会学重建以后，有人分析，1952年撤消社会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50年代初，全国社会主义建设轰轰烈烈，学习的参照系是苏联，把苏联的一系列做法视为榜样，奉为圭臬，而苏联早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就把社会学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取消了。我国的院系调查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所以也就把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取消了。第二，在理论认识上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思想武器，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也就可以不需要社会学了。第三，有人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学主要是探讨研究社会问题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社会里就不再存在那些问题了，即使有些社会问题，靠社会主义自身就解决了，因而也就不需要社会学了。所有这些作为1952年撤消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只是在主持院系调整工作的领导决策层里，并没有明确宣布。当撤消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的决定一公布，广大社会学工作虽然有的思想不通，但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是很高的，大家都还是作为行政决定接受了、服从了，所以撤消和人员调遣等工作的进行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正因为1952年撤消社会学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撤消的理由，所以有一部分社会学工作者，虽然调离了社会学系，转行的转行，但他们仍还在继续进行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一批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如潘光旦教授对士家族的调查研究，费孝通教授的重访江村，李景汉教授在北京郊区农村生活的调查等等。1956年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国内出现了新形势，对社会学的看法变化了，同年8月苏联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荷兰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学大会，以后陆续就有一些关于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言论和活动。这些动向受到中国社会学者的注意。1957年春，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分别提出了要求恢复社会学的建议。1957年4月，在有关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社会调查工作委员会"，由著名社会学家陈达教授主持。当时的学术刊物《新建设》，还专门召开关于社会学工作的座谈会，并发表了座谈会纪要。

1956年6月以后，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北京的社会学家们首当其冲，受到无辜的揭发和批判，几位在报上发表了文章的费孝通、吴景超等教授被公开点名批判，把关于要求恢复社会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建议，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阴谋，参加过座谈会的学者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还株连了一批青年学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当反右斗争进入火热的时候，当时主掌中国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的康生，1957年8月在北京亲自出面发表讲话，信口雌黄，给社会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强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康生把中国的社会学先定性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继而指责社会学散布改良主义，缓和阶级斗争破坏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服务，甚至污蔑社会学是帝国主义的侦探学，把一批社会学家做的社会调查，说成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保护资产阶级，破坏革命的。康生的这个讲话，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相当多的社会学家被打成右派分子，是与此有关的（比例之高，在其他学科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如此，因为康生那时在思想理论界是有权的，在反右运动中，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期里，还对社会学这门学科，专门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批判，把社会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是用来破坏革命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对一门学科进行如此大张旗鼓，违背事实和理性的鞭挞，也是绝无仅有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