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撤消社会学系和专业以后,但社会学的名还在,社会学家还在,还不断一些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活动,不断有一些社会学的文章发表,但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及对社会学的严厉批判,社会学这门学科就被彻底地取缔了。自此以后,规范的、有组织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活动没有了。一直中断了22年之久。现在回顾起来,取缔撤消社会学是很不理智、很愚蠢的一件做法,这里在那一阶段极左路线的一个方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为停办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停止了招生和教学活动,造成了社会学人才的严重短缺和断代。因为停止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活动,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失去了社会学的智力支助,已有的经过许多社会学家艰苦开创和积累起来的智力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使许多社会决策由于缺乏正确理论指导和科学资料而陷入误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及其教学和研究机构虽然被撤消了,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依然存在。社会要发展,就要不断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要不断对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所以在社会学被取消之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自觉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活动是无法开展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所主张的一些观察、调查社会的理论、方法和活动也就消失了,因为要科学地认识这个社会,把握这个社会,描述这个社会,解释原因,预测社会的未来走向,离开了社会学主张的那套理论方法和活动,就很难科学有效地进行,这正体现了社会学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所以在社会学被取缔后的27年中(1957-1979年),有些原来属于社会范畴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就以其他名义进行了,如人口问题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如家庭婚姻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如大型系统的民族调查和研究;如犯罪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如劳动劳工问题的调查和研究等,都还是继续在进行着。有的事关全局的社会发展、社会矛盾、问题,如合作化以后,对于农民生产、生活问题,特别是在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前后的农村问题都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地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还有更多的学者和个人在这些年里在实地进行观察、调查并如实记录了许多社会事件,所有这些,都在当时当地发挥了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为日后的社会学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不致使这段社会历史完全空白,无形中延续了社会学的一些传统和做法。当然,如果从严格的科学规范来衡量,这些社会调查和研究,还不能就界定为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些调研活动,缺乏宏观的社会学理论指导,并没有在对社会进行总体、综合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在方法上也主要是靠经验的手工式的操作,所以,这些社会调查虽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只得到了事倍功半的结果,甚至有的社会调查还起到了事与愿违的作用。这再次证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能取消的。
本世纪以来,科学发展日行千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时代(5) ,这是一个要依靠科学理性引导行动的时代。仅凭经验主观决断和个人感情,势必会出偏差,用以指导社会行动,那势必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有这样的惨痛教训。国内外的实践证明,社会学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她是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持。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等同志重新出山,拨乱反正,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宏伟事业重又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道。正在我国现代化事业重又启动之际,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敏锐地感到了社会转轨、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需要。1978年 月,长期受"四人帮"迫害被监禁了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老教授杜任之,在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要恢复重建社会学、政治学的主张,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约见费孝通教授,商讨了要尽快恢复社会学事宜,请在京的一些社会学者协助"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1979年3月15-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邀请了北京和部分省市过去曾从事过社会学教育、研究的同志以及教育、民政、公安、工会、妇女、青年团等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还有热心支持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到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如何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现代化建设作贡献。3月16日,胡乔木同志亲自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为社会学恢复名誉,他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乔木同志还就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主义也有社会问题,也要研究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学习借鉴国外社会学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看法,并表示要尽力支持社会学界成立社会学研究会,开展社会学研究,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要尽快建立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抓紧培养社会学人才,注意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
这次"社会学座谈会"开得很成功,胡乔木同志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领导者,由他出面为中国社会学从政治上平了反,在学术理论上澄清了一些过去流行的不正确的观点,这就为社会学的重建、恢复和发展开辟了道路。1979年3月18日,经过与会同志的酝酿,一致赞成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先举产生了由50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并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田汝康、陈道、杜任之、李正文、罗青、林耀华、雷洁琼为副会长,聘请于光远、陈翰笙、吴文藻、李景汉、赵范、杨堏等老一辈专家学者为顾问,决定王康为总干事。这次社会学座谈会的召开,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学恢复重建工作的开始,从些结束了中国社会学停顿27年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也就在这次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费孝通教授开始筹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在检讨了过去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提出了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要求。他说:"政治、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6)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对恢复重建社会学以及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力的支持,20年来,社会学工作者一直是铭记着"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这个指示,在努力工作和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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