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政府战略管理（3）

                         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与社会问题

（一）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是以30年为基点。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的河床较高，泥沙淤积严重，在古代经常泛滥，所以黄河经常改道。一个村子以前在黄河的西岸，黄河改道后就到黄河东岸去了。由此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我觉得，这似乎也是中华民族的宿命。我们这个民族每隔30年就要发生一场剧变。

第一个30年：1949年-1978年。这30年我国主要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目标是稳固国家政权；在思想上，我们重视意识形态，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上，搞计划经济。第一个30年，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工具，甚至我们的语言形式，其意识形态化特征都是非常明显的，诸如：打倒、反对、镇压、阶级斗争等等。那时《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经常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特别是“文革十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国家社会生活的中心，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老百姓多养一只鸡，多养头猪，做个小买卖都关系着走什么道路，事事连着所谓的纲和线，到处都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当时我们的分析框架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非此即彼的分析框架。

第二个30年：1978年-2008年。这30年我国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消灭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在思想上，比较淡化意识形态，较少使用和意识形态相关联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在理论分析上，多是使用诸如小政府、大社会、经济贸易自由化、私有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在经济建设上，搞市场经济模式。在基本分析框架上，当遇到“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学者多采用“发达国家”这个概念；当遇到“社会主义”概念的时候，多采用“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

第三个30年：2008年-2038年。我把这30年界定为未来30年。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话语体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那么未来30年，我们必须以公正为中心，重构中国改革话语体系。在思想上，我们还要重视意识形态，还要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还要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排序里面，自由排在第一位；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排序里面，公正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的贫富分化不能过大，权力阶层不能搞特权。

（二）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五大颠覆性问题

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我们的财富分配是“二八开”，即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2010年一个联合调查显示，我们的财富分配变成了“一九开”，即10%的人占有90%的财富，90%的人占有10%的财富。在这10%的人里面，大约有90%是官员及其子女和亲属，其他就是在港澳台和海外有亲属的人，以及一些经营有方、运气不错的民营企业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第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现在主要在抓城镇化，那么大批农民进城，怎么进？其中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财政成本都很高。三农问题搞不好，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

第三，腐败问题趋于恶化。现在我们反浪费也好，改变作风也好，都是治标，不是治本。对此怎么看？我以为，要考虑先治标，后治本，就是先止血，后治疗，这是正确的。可是怎么止血呢？我觉得，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向中央常委学习，公开自己的家庭信息，主要就是三样：有几套房子，妻子干什么，孩子做什么。如果认为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话，如此这般，那我们的财产公示制度怎么搞？三公消费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不要光把社会主义挂在口上，不要光把党的《章程》、社会价值等挂在口上，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次中央新一届领导上来以后，首先是改变作风，反对特权，抑制公款吃喝，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公车改革还止步不前。公车改革的目标是取消公车，对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可以做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怎么就做不到呢？纽约市市长可以坐地铁，中国的市长怎么就不可以坐地铁呢？今年清明节又查出一批开着公车上坟的。下一步还是要继续抓取消公车，即除了执法检查、公安、部队用车以外，其他公共机构一律取消公车。我建议明年“两会”把国家反腐败法纳入立法议程。

第四，就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国每年大约有近700万大学毕业生，近800万职业院校毕业生，我国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500万，城镇每年需就业劳动力2500万。按照我国每年8%-10%的速度增长，我国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是900万-1200万。我们每年几乎有一半的人不能就业，这太可怕了。比如在北京郊区有很多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等低收入聚居群体。大学毕业不回家，在那儿打工、租房子住。现在他们还小，刚毕业，等到了二十六、七岁，需要结婚，需要住房，需要生孩子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所以，要直面这些问题，采取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