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功正在于没有完全市场化（2）

所以，再来看投资效率。最为综合性的指标应该是资本产出比，即每单位GDP增长需要的投资额。与美国比，它的资本产出比应该比中国低，也就是投资效率要比中国高，因为他们已经走完了重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正处于第三产业和IT产业崛起的阶段，而产业性质决定这一阶段的资本有机构成应该低于重化工业高速增长阶段的。但实际上，中国的投资效率还略优于美国。中国改革开放头十年的资本产出比是3.38，就是每一块钱新增GDP要用3.38元的投资；最后十年，略超过4；34年平均为3.92。美国是多少呢？如果刨去2005年以后的数据，自1965年-2005年起，美国资本产出比也略超过4。但算上2005年之后的几年，它的资本产出比就上升到5.29。也就是每投资5.29美元，才产生1美元新增GDP。问题来了，中国的投资效率在宏观上怎么能高于美国呢？仔细一想就通了，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经历了几次较大的经济波动，每一次下行周期都是一个大规模毁灭生产性资本的过程，数以千亿级、万亿级生产性资本被消灭。这样一来，在统计上就体现为宏观的投资效率下降，虽然从经济周期中活下来的企业效率很高，例如GE等行业龙头，但其代价是大量普通企业消亡。

从经济波动上看，中国打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994年以前，因为有1989年这个特殊年份，波动比较大；但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长期高位运行，只有东亚危机的年份低于8%。世界经济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长时段内维持如此高的增长，大部分都频繁经历周期性波动。有个三四年较快的增长后，一定会跌落下来，其低点一般是高点的1/3，甚至1/4，但是中国的最低点跟最高点相比是最多是一半，1994年至2011年GDP增长率的相对标准差仅17.84%，证明中国经济波动的波幅显著小。

所以，中国不但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而且还有效地控制了经济波动的幅度；不但实现长时段增长，还保证了宏观经济整体的投资效率。虽然微观上，很多单个企业、单个地方、单个项目不尽人意，但总体看，投资效率很不错，就是说，高投资带来了高增长，在高增长的条件下，虽然消费占比低了些，但消费总量随GDP总量同步快速增长了！低的消费占比意味着高投资占比和高GDP增长，从而带来了消费规模的高增长。这就是投资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而这一切又来自经济稳定。这是一个令人瞩目、史无前例的成就。

最后，在收入分配上，中国并不比美国差。虽然美国人均GDP四五万美元，我们才几千美元；但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07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562,中国统计局与世界银行测算的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都在0.48左右，2008年后进一步回落。同时，跟拉丁美洲比，跟中东、北非比，我们的收入分配情况肯定比他们好，但我们比不过欧洲发达国家。中国是从不太常规的市场经济中走出来的，分析中国基尼系数是如何演变，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看第二个问题，即中国过去30多年成功的原因何在？有人简单地把过去发展成就归因为市场化与私有化，这是不准确的、错误的说法！虽然，我们持续进行了市场导向的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大规模发展了民营企业，确实使市场制度与民营经济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极其强大或基础性的动力与制度安排。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民营经济只是我国现行所有制形式之一，因为还有国有经济与混合经济；我们是建立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框架，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准确的说，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就是源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不是西方常规市场经济，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并未取得能与中国比肩的成绩。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制度，我在新近出版的《超常增长》一书里提出四个支柱：

第一，是导入竞争性的发展型地方政府，使中国从西方的政府与企业的二维结构，变成了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为主体的、互动的三维市场主体结构。

第二，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正逐步进行国有企业资本化，这个过程产生了新国有企业，和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不同。

第三，是超越西方以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财政，建立了初级的复合型财政体系，一层是收入和支出为内容的公共财政，一层是以资产和负债，即以资本运营作为主体的发展型财政。

最后，与西方的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相比，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很特殊。如果抛开了全球战略不说的，西方中央政府就国内政策而言，主要是宏观干预式的政策体系，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以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凯恩斯式宏观经济干预。而中国在过去34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是以追求国家长期发展为中央政府的战略愿景的，往大了说，这是为了民族复兴为主要目标的、长期一贯的战略思想，从“两步走”到“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到今年新的“中国梦愿景”。政策重心上虽有调整，但大的战略方向从未改变。所以，中国有一个长期国家发展管理的概念，这超越了短期宏观调控。诚然，如何在市场经济中重塑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职能，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工作，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