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对新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几点启示

党群关系,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权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的问题。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任何政党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已步入了攻坚阶段,三大历史任务摆在面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必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苏联解体已经近二十年了,但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应从苏共的触目惊心的惨败现实中吸取历史教训。同时,我们还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从中得到启发。苏联解体的启示颇多,本文主要从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对其进行一些探讨。

一、既要做大“蛋糕”,又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牢固党群关系的物质基础

苏共的发展战略背离了群众现实的物质利益要求,削弱了党群关系的物质基础,是苏共执政最大的失误。而当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对现状开始感到不满,继而对苏共的领导提出了质疑。苏共执政后,在党的战略思想的转变中,形成了重政治、轻经济,使经济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的局面。结果,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苏联60%的优秀科技人员,大量的先进设备都在军工。国民生产总值的1/4在军工,70%的机械工业是与军工有关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军费高达国民收入的20%左右,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50%左右,而军费却与美国相当。“1987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38%。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工业为美国的25%,农业只有美国的9%;食品消费品短缺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89年在“消费品篮子”里的1200多种商品中,有1050种是短缺的,在221种食品中,有188种实行票证供应;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1991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三位数,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比上年上涨1.4倍,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14%-26%,大约有1/3-1/2的居民生活处于贫困。”[1]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损害了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引起广大群众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以致群众上街游行,社会发生动乱。

苏联解体的实践充分证明,一个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就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积极担当起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责任,努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为长期执政构建坚实的经济基础。国强民富是民众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经济停滞、不发展,人民就会失去信心。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2]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才能为改善党群关系奠定充实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3]但是还必须看到,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克服“见物不见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处于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那时发展经济首先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问题,因此,突出“物”、强调“物”,是必要的。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应深刻认识经济“增长”与科学“发展”的区别和联系,进一步破除少数人仍然存在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观念。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造福人民的观念,进一步破除“见物不见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然而,“蛋糕”做大了,怎样切这也是影响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有些国家的执政党虽然经济发展成就突出但由于没有注意到社会公平与和谐问题引起群众不满最终也丧失了政权。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人民党。当前我国一方面存在着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另一方面,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尤为突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分化,不同地区、部门、行业和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个别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再加上地区差,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滞后等原因,部分群众至今还在温饱线附近徘徊。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下岗就业职工等弱势群体成员生活十分困难。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加大群众对党的离心力,使群众产生不平衡感,严重影响群众对党的信任度。这就要求我们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人民的利益、愿望和需求作为执政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察民情、倾听民声、反映民意,积极寻求经济转轨中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有效途径,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转变,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建立监督和制约机制,避免权力走向腐败和专横,防止毒化党群关系

“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的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4]为发扬党内民主,预防权力走向腐败和专横,列宁曾积极探索党内权力制约机制,在党内建立权力制衡系统,即与中央委员会权力平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选出75-100个优秀的工农分子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他们有权参加中央全会甚至政治局会议,不顾情面地向总书记及其他中央委员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然而自1926年11月起,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中央监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的人员开始互通,监委权力开始削弱。1934年苏共十七大通过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并“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大会通过的党章把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规定为:“(一)监督党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执行;(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三)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这样一来,被监督者变成了监督者的领导,监督者只能在被监督者领导下工作,没有相应的权力,其功能也就完全丧失了。党内始终没有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机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权阶层,党一旦成为特权利益的代表,就会失去执政基础。苏联剧变前夕,对苏联公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

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不仅会走向腐败而且会走向专横。正如《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作者罗·亚·麦德维杰夫在书中所说:“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苏联国家安全机构被赋予特殊的权力,对全社会、包括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进行严密的控制和镇压,就更说明了这个道理。据有关统计,1919年到1935年间,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遇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1966人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捕或被枪决。军队总数为733人的高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被镇压579人(包括80名最高级军事委员会中的75名),红军中只剩下154名高级干部。大清洗运动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它可以说是最终置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于死地的硬伤。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民主派中,不少人就是大清洗受害者的后代。直到1995年的总统竞选中,叶利钦还利用他掌握的媒体反复再现斯大林时期大恐怖的情景,使苏共的继承者-俄共处于难堪的地位。它不仅使苏共失去了政权,而且使它难以复兴。

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是防止权力走向专制与腐败的重要一环,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然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各级干部是否真正懂得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能不能正确的运用手中的权力?能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永远不脱离群众?”[5]但是如果没有监督或监督不到位,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可能被一些人滥用,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导致权力的“异化”。因此,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这是新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条件。因为要保证党的各级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加强党内外监督。只有加强党内外监督,才能保证党员干部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最终达到密切党群关系的目的。当前形势下重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文章:

首先通过对权力的科学划分和合理配置,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一个重要前提是权力结构本身要具合理性。权力在技术上是可以划分的,通过对权力的科学划分和合理配置,可以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是对权力划分的重要表述,是党对权力制约监督规律的新认识,也是推进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建设的新思路。当前,要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抓紧研究和探索分权与集权、民主与集中的具体结合方式及其实现形式。同时,以政府组织再造为着眼点,大力探索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划分标准和在组织间的合理配置,依托电子政务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传统的政务流程进行优化和再造,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和权力配置机制,为权力监督制约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大限度地压缩随意行使权力、滥用权力的空间。

其次以制度制约权力,强化内部约束机制。要进一步加快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步伐,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民主参与、事务公开、权力划分和配置等方面的制度、机制,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同时,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不断建立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进一步铲除滥用权力、诱发腐败的根源。加强对集体决策权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在监督实践中,一把手的权力要按照相互制约原则,进行科学细化和分解,建立有效的内部制约和约束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组织工作议事制度,科学界定党内重大问题的具体事项;用制度规范决策程序,包括事前的调查、咨询、预警及其表决制度,事中的通报、调查、追踪以及中止制度,事后的报告、调查、追究制度等。

再次,加强和改进监督的方式方法,提高监督工作质量。要利用互联网快速互动方便的特点,自觉开展同步监督。互联网具有匿名性、随机性以及传播广泛性等特点,党员群众可以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党内信息,获得知情权,随时向上级组织和执法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一把手可以通过政务网、党员信箱,了解党员干部的意见、诉求,也可以通过和党员群众互发邮件、参与论坛讨论等多种形式,把自己的权力运用自觉置于党员群众多层面的监督之下。

三、促使集权权力结构向扁平化的网络型权力运作模式转化,疏通党群关系渠道

1936年宪法虽然确定新的选举制度,然而选民的权利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实际上是有名无实,一般都是由上级指定甚至是强行委派苏维埃候选人,实行等额选举,选举结果根本不能真正表达选民的意志。党内选举更是为变相委任制所取代。在苏联以党代政的体制下,那些掌握着各级政权机关权力的党的干部,既不是由人民群众选出,也不是由党员选出的,而是由上级党的机关委派的。选举制流于形式,委任制被滥用,使相当一部分干部不但缺乏合法性,而且只向上级负责、甚至巴结领导。这样一来苏联造就了两类干部:一类是能力平庸但听话的干部,所以,有一位州委书记说:“党不需要有才干的人,而是需要忠实的人。”[6]这个忠实,不是对人民群众的忠实,而是对上级的忠实。因为他们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而是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给的。另一类是处事圆滑、善于见风使舵的干部。干部任用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基层组织成为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在专制的组织路线下,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各级领导层,干部队伍智力资源走向贫乏和枯竭,而大批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人被排除在外。领袖在上面,拥护者在下面,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利益却与广大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群众很难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普遍有一种被欺骗感。斯大林也看出其中弊端,他承认“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7]但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弊端的根源就来自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在实践中对现行的党的权力结构进行循序渐进地改革,使之逐步地过渡到网络型权力结构模式。网络型权力结构模式主要有两个显著特点:在纵向方面,不只是单向的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同时,下级也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对上级的权力进行制约:在横向层面不只是存在一个单独的权力,在同一级别里,有若干权力,而且它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和监督。根据党章我们应着重做到以下几点:在党内选举时适当地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杜绝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常委会不能代替全委会,重大决策应该首先在全委会讨论,常委会要受到全委会的监督并对其负责;逐步推广市、县党代表大会的常任制;扩大基层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并将直选的级别逐步抬高;贯彻落实问责制,质询制和绩效考核制,使普通党员能够监督领导干部的工作,使领导干部真正树立起“公仆意识”,而不是把他们养成特权阶层。此外,伴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电子党务”,在客观上有利于网络型权力运作模式的形成。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政党对政治信息的垄断,改变了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广大普通党员可以通过网络信息这个平台,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内事务,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向党的工作积极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实现对党内事务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曾针对苏联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进行过改革。但是,在实践中,他与他的前任一样,不能把群众的意愿作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戈尔巴乔夫的很多思想和主张,并不是忠实地表达群众的意愿,反映群众的要求,而主要是反映那些对他有影响的派别和人物的想法。如,他从强调一党制的历史性到明确地站到多党制立场上的转变,就是迫于反对派势力的日益强大和右翼力量的日益猖獗。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改革前后的苏共表面上区别很大,但在群众观念极其淡薄这一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在改革中,政党政策的制定必须贴近民众的要求,与他代表的民众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渠道,并保持对民众意愿变化的敏感性,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得到真实的体现。一是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加的、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只有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获得成功。”[8]二是要对群众的反映和意见进行综合分析,使代表绝大多数群众根本利益的意见成为制定决策和部署工作的依据。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我们:“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三是要集思广益,主动让群众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要大力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创新,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人民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切实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引导好、保护好。通过这些有效形式,将人民群众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于滨.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J].延边党校学报,2007,(4).

[2]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4.

[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0.

[4]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R].人民出版社,2004.9.

[5]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04.

[6]卢先福,王长江.党的建设十五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167.

[7]黄苇盯.谁是苏共掘墓人[J].决策与信息,2005,2.

[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