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1949年斯大林是否主张中共“划江而治”（4）

三、不能排除斯大林有“划江而治”的想法

斯大林和毛泽东1949年1月间往来的电文表明，斯大林没有明确主张“划江而治”。那么，说斯大林有“划江而治”的“风源”从何而起呢？

蒋介石在1949年1月8日发出要求英、美、法、苏四国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请求后，先后遭到拒绝。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参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7页。）对于李宗仁这一举动，斯大林和中共都是始料未及的，因为斯大林在电文中建议中共提的条件，斯大林估计国民党政府不会接受，而毛泽东在1月14日所提条件更为严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政府是难以接受的。现在李宗仁要以毛泽东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对此，中共是不能拒绝的。这样，中共就和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展开了和谈，但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李宗仁为利于和谈进行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其谈判的基点始终是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及西北的一些地区，实现“划江而治”，“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参见《李宗仁回忆录》，第663页。）为谈判基础。这就使双方和谈失去了共同基础，和谈最终破裂是必然的。

在这场和谈中，斯大林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呢？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月1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支持中共组成的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改变呢？斯大林为了苏联远东安全及利益是否附和了美蒋集团呢？对此，要做具体分析。

（一）苏联外交上的举动。

二战后，斯大林为维护苏联国家安全和利益同时顾及苏美关系大局，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如果李宗仁在美国的强大支持下有可能“扭转潮流”的话，那么一个软弱的国民党政府能与苏联维持和平友好关系，这对于确保苏联在华的特殊权益和远东安全有利无害，所以，苏联认为还是应该和李宗仁搞好关系。1949年3月20日，李宗仁任命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外交部长。随后，斯大林即接见了傅秉常，并“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以期望”。（参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作为唯一的外国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南迁。斯大林和罗申的这些言行举动，不能不使中共对苏联的意图产生怀疑。

此前，从1948年春天起，罗申就不断散布苏联将要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空气。1948年年末，罗申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说，苏联对中共怀有某种不信任感，唯恐他们将来会采取类似铁托那样的行动路线。他还认为，在苏联东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将给他们政府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理想的办法是苏联单独或与美国共同调停以结束中国军事冲突状态。（参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第456-457页。）12月1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说：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蒋介石的部下或许终于有了反抗的勇气，“到那时，很可能会出现停战和恢复和谈。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到那时，苏联大使〔N.V.罗申〕将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4页。）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派他的个人顾问傅泾波到张治中处探听消息，张治中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参见〔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44页。）对于这些举动和言行，有学者认为这是苏联政府为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让罗申故意给国民党政府散布的假情报。（参见薛衔天：《“划江而治”的风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但是，无论是真是假，罗申所代表的是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苏联外交上的这些“风声”不能不使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是否有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的意图产生质疑。

（二）苏南冲突的影响及斯大林对其领袖地位受到威胁的担心。

1948年年初，苏联对坚持独立自主、不满苏联控制干涉的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发动了批判斗争，并在1948年6月将南共开除出欧洲共产党九国情报局。而中共自从遵义会议以后坚持独立自主，不盲目听从苏联指挥，使得斯大林对中共心存疑忌，他怕中国革命成功后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这样苏联在远东就会失去最大盟友，对苏联整体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

据苏联学者Р.梅德韦杰夫分析，由于苏美之间的“冷战”愈演愈烈，斯大林对中国出现“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的局面相类似的“两个中国”的局面很是满意。他希望国共两党作出妥协：国民党政府保留对华南、西南和华中省份的管辖，而共产党人可以在其控制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建立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斯大林曾在这方面向中共领导人施加过压力。斯大林还在会见小罗斯福时也暗示他愿意同美国在远东采取“共同政策”。斯大林几乎确信，如果共产党进一步成功地展开攻势，美国就会开始对中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失败和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占领。这样，美国军队不仅可以在欧洲和日本，而且可以在苏中边界建立军事基地。此外，斯大林肯定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更大的担心：他害怕世界上出现比苏联更强大的、在其政策上可能独立于苏联和他斯大林个人的共产党国家。他很清楚，中共中央早就在执行自己的政策，不太听莫斯科的劝告。他感到东方的“铁托主义”幽灵比巴尔干较小国家的“铁托主义”更为危险。（参见〔苏〕Р.梅德韦杰夫著，路远译《毛泽东与斯大林（1946-1950）》，《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5期。原载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89年第5期。）

对于斯大林的这种“担心”，曾担任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首席翻译的尼克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德林，也曾表示过相似的观点：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有朝一日会取得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全世界人民划时代的导师”的位置，甚至在某些地方跃居主要地位而使自己相形见绌。（参见〔俄〕米哈伊尔·伊林斯基：《毛泽东与斯大林》，《领导文萃》2000年第4期。）

以上两位苏联学者的看法比较说明问题。斯大林担心出现第二个“铁托”，担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受到威胁，这使得他不可能不对出现“划江而治”的计划抱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