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8）

一般来说，主权国家的不动产是国家货币价值的承担者，在此之上的劳动产品价值是其货币增值的前提。美国曾主要以军事工业生产提升美元的价值。与世界石油比，美国军工这时毕竟还是国民劳动的产品。现在尼克松将美元直接与世界石油挂钩，美元在军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这个新支柱。这样美国金融集团便有了双轮滚动出的利润：军事胜利既拉动了军工又保证了国际石油以美元结算，美元结算造成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有助于军事持续胜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坚挺地位。但保证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美国为控制世界富油区而必须进行持续不断而且必须胜利的战争。石油美元使华尔街不再依靠美国的国民生产；而实体经济不振的美国国民和没有独立财源的白宫却离不开华尔街。可怜的美利坚民族与当年罗马人一样——用凯南的话形容——已“变成随军谋生的一大帮子流浪者，就象前几个世纪在欧洲尾随军队蹒跚的那些无业游民那样，指望在衣食相对富足的部队后面捡点儿洋落儿”[41]。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理解了尼克松让美元脱离金本位转为石油美元的背景，也就理解了为何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及美苏争夺的重心日益向中东集中。

尼克松为华尔街国际资本完成了美元本位从黄金至石油的置换任务后便因“水门事件”而提前下台。接着，便是尼克松以巨大代价为美利坚民族换来的不到十年的休整期。后来的杰拉尔德·福特（1974～1977年）和吉米·卡特（1977～1981年）两位总统，对苏联基本采取缓和政策。卡特与苏联缓和的同时也与中国建交。但与有意结束越战的肯尼迪不幸遇上一个爱冲动和爱放狠话的赫鲁晓夫并由此造成两国关系迅速交恶的形势相似，这时的美国虽有缓和的愿望，却阴差阳错地遇上更不冷静且话硬手狠的勃列日涅夫。勃氏对美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莽撞使卡特对苏缓和政策受到激烈的批评。美国史学家孔华润写道，“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机会”；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 [42]。当时苏联攻势不知节制，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孔华润说：“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43]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1981～1989年）所代替，里根政府的强势外交政策扭转了美国的颓势。

现在回想起来，勃列日涅夫的对美政策确实打到美国的“七寸”即石油控制权上，也正因此造成了美国对苏联有史以来最直接也是最强烈的反弹，以至美国为击垮苏联而放弃与苏联建立的战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美国转而扶持和联手欧洲对付苏联。事情的切入口就是“波兰事件”。与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美国不介入的政策不同，1980年的波兰事件中美国真正插手波兰，利用天主教的力量，整体性地拉动东欧国家的反苏情绪，最终促成苏联的逐渐“改革”和最终解体。勃氏反美不知轻重，硬将美国打出由美苏共同支撑的欧洲雅尔塔体系，至使苏联继而美国因独木难支而坍塌。有鉴于此，2011年6月2日，美国防长盖茨在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专机上，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44]前半句话的有效性盖茨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意在提醒中国外交不要重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不给对手退缩留有余地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