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创新不能回避价值理想

【核心提示】在今天，为实现诗歌的创新，诗人虽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如创作方法的选择和训练，如生活积累、情感积累、艺术积累、文化积累等，但尤其需要在进行广泛持久的学习、深入社会的全部复杂性的过程中，获取先进世界观——唯物史观以滋养自己，使诗歌成功地体现、含藏崇高美好的价值理想，充分取得先进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效果。

20世纪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文学的价值理想是什么？一些学者反思重写文学史浪潮中抬高个性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否定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严重失误，把包括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定义为“中国现代性”，用以区分泛“现代性”，划清与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区别。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启蒙理性主义即陈独秀高张的“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因为切合了中国的历史境遇，在反封建、反传统的潮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一些杰出的先行者却又质疑启蒙理性主义的至上性。鲁迅用以剖击传统的武器有启蒙理性，还有质疑“启蒙现代性”的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从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现代性建构出现了重大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

在近百年的思想文化变迁过程中，中国现代性的内容实际上较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要宽泛些，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无疑属于中国现代性的主体和核心。在诗歌领域，这种价值理想起于五四时期，渗透于左翼文学诗潮、工农兵文学诗潮的思想内容和审美追求中，同时也影响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

但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长期陷入混乱。一部分人否认诗歌的价值诉求，把诗歌仅当成诗人个体生命的非理性呈现，如果谈论新诗的价值诉求，便被认为是对艺术的干涉，持“反价值”立场；一部分人把新诗的价值理想框定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上，并把它普遍化，对20世纪诗歌史上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左翼文学诗潮和工农兵文学诗潮中的诗人和诗歌采取排斥和否弃的态度。要实现诗歌的创新，就必须在这一问题上澄清混乱，正确认识诗歌的本质属性，确立崇高美好的价值理想。

不同的审美意识形态及其价值取向总是受着一定的世界观的引导。诗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其核心是对世界和人的认识、发现和表现，艺术家的思想和社会意识在作品创造中举足轻重。在历史上，进步的新的世界观常常引导着文学的进步。唯物史观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恩格斯指出，由于它的出现，“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对诗人来说，当这种先进世界观内化为其生命情感，成功地转化为情理交融的艺术创造时，它所传达的价值理想就会是崇高和美好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追求中国现代性的诗人，在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中总是注重先进世界观的建构。

也许有人会说，文学史上人品低下且世界观也不一定进步，却写出了优秀作品的作家和诗人不在少数。这确是中外屡见不鲜的事实，朱光潜就曾提到，冯延己、严嵩、阮大钺“没有品行”，但也写出了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但朱光潜坚持认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他运用“双重人格”的理论分析出现人与文不相一致现象的原因，指出，“在甲重人格（日常的）中一个人尽管不矜细行，在乙重人格（文艺的）中他却谨严真诚”。尽管如此，他还是指出：“这种双重人格究竟是一种变态，如论常例，文品表现人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人们不能用“变态”否定“常例”。这个例子主要就“人格”而言，尚未谈及创作方法，也尚未特别地触及世界观及其价值理想。实际上，从“常例”来说，“人格”卑微的人很难真正地把一个时代进步的世界观内化为其生命情感，从而转化为诗。罗莎·卢森堡说，“没有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世界观，就没有伟大的艺术”，这应是“常例”状况下的真理之谈。

遗憾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文艺领域“拨乱反正”之后，这一重大的文艺建设问题竟被搁置了。在朦胧诗论争中，当一些人把狭窄的“表现自我”，推向被艾青所批评的“把‘我’扩大到遮掩整个世界”这一极端时，诗人柯岩敏锐地注意到了世界观建设的重要性，她在《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中及时地指出：“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说到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不能不谈到世界观的问题。有的年轻的同志也许不爱听，但又回避不掉的世界观问题。”“如果我们不承认世界观对于作家的制约作用，我们就无法解释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有人要为人民服务，有人要人民为‘自我’服务，于是就产生了有社会责任感的与随心所欲不负任何责任的不同作品。”“人们看待事物的不同方法，归根结底不能逃脱世界观的制约。”这对盲目地把“表现自我”非理性化、凝固化和狭窄化的人确为真诚劝导。

人们不能规定诗人写什么、怎么写，诗人有自己的充分自由，但不管承认与否，诗人是在内化为他情感血肉的世界观（“具体感受的世界观”和理论形态的世界观）的滋润和影响之下进行艺术创造的。诗人的创作动机有的为个人需求，有的为社会需求，他写什么、怎么写，都与他难以自已的创作冲动密切相关。姚鼐说：“文家之事大似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此中自有真实境地，必不疑于狂肆妄言，未证为证者也。”这种境界的出现，究其根本，正是这弥散于诗人生命情感中的隐形伴侣触动着、制控着诗人作悠然神会自由运思的结果。因此，在今天，为实现诗歌的创新，诗人虽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如创作方法的选择和训练，如生活积累、情感积累、艺术积累、文化积累等，但尤其需要在进行广泛持久的学习、深入社会的全部复杂性的过程中，获取先进世界观——唯物史观以滋养自己，使诗歌成功地体现、含藏崇高美好的价值理想，充分取得先进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效果。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