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模式是定型的东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作为“中国模式”,就会转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会影响深化改革。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危机进行干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我国仍处于穿透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消除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障碍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同时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因此,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府行政主导的政策措施,用“中国模式”加以固定下来。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撬动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强调“中国模式”,容易理解为中国改革已经到位了,定型了,不要再深化改革了。既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们就必须排除类似“中国模式”的干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
排除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还需要正确理解宏观调控,避免宏观调控成为行政权力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借口。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作用”,这是十四大的表述。后来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表述有所改动了,改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小组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并经中央同意,不再提“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只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正确表述。应该说这个表述是科学的,与时俱进的。但在实践中还是强调国家宏观调控下,过多地强调政府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和部门中过分强调自己的宏观调控职能,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必须明确,政府宏观调控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宏观调控要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传统的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所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二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主要是总需求膨胀的倾向,现在已经让位给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供给过剩倾向。这就是说宏观调控的背景和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调控方式必应发生变化。三是依靠行政审批制度和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容易造成权钱交易,容易抬高企业的准入门槛,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提高某些行业的利润。管制越严,利润越高,地方的积极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发展成本。因此,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
(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根本在于要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必须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虽然已经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变革,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行政运行模式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强大的行政力量不受约束地介入到市场当中,极易扭曲以意思自治和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环境,不仅导致权力寻租、腐败滋长,更使经济转型升级被行政主导而与市场需求脱节,导致创新能力低下、重复建设严重,最终导致转型升级长期拖沓不前。与此同时,市场又有失灵的时候,它需要政府能够提供有效又不过度的监管和必要的公共服务,失去这些保障,就难以使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市场经济就难以健康有序发展。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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