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公共交通工具不排队,它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供需的经济问题。由于供给少,错过了一班车就会误了很多事,拼了命地抢上车当然成了常态,不抢着上车才是傻瓜。
因此,乘车不排队、抢位子,表面看当然和道德有关,但实质看,它和道德无关,只是公共交通工具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不去改善供给而硬要说是道德问题,那就会造成表面上有排队,但车一来照抢位子的现象。这是一种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自欺欺人。这是伪善,它比不排队的不道德更为严重。伪善会造成道德感的麻木。
谈问题有谈问题的方法。泛道德意识因为最容易、最廉价,因此用道德谈问题最为普遍,道德虽和许多问题有关,但它不是每种问题的根据,用道德谈问题,通常只会愈谈愈糟。在此可举贪污问题为例。
柏拉图在《共和国》里谈到正义时曾说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故事。在小亚细亚有个古国吕底亚,有个牧羊人叫盖吉士,有次牧羊时大地震动,他掉进了裂洞里,在洞里捡到了一枚戒指,如果他戴了戒指,把戒面朝外,他就会被人看到,如果把戒面朝内,他就可以隐身,别人就看不见他。发现戒指有这种魔力后,他就隐身进了皇宫,诱拐了皇后,后来与皇后合作,杀了皇帝,他自立为王。由于他有戒指,做尽坏事,别人却看不到,于是他遂可以为所欲为。
柏拉图说,秘密乃是违反正义的最大原因,如果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会被人看见,正义对他就没有任何意义。正是因为受到柏拉图这个故事的启发,西方遂认为贪腐乃是政府的秘密所造成的。这也是西方的反贪特别强调政府必须透明的原因。1993年全球成立了最大的反贪 组 织,就 叫 做“国 际 透 明 组织”。政府的透明乃是一个可以客观检证的问题。瑞典之所以贪污绝迹,就是因为瑞典的政治透明度举世第一。
因此,西方的反贪是把政治的透明列为核心,当政治都透明,就不可能有藏污纳垢的黑箱。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以道德谈贪污问题,要防止贪污,必须提高官吏的道德水准,使他们有一种清如水的节操,才可以一介不取。这些都是道德性的手段,而不是透明这种制度性手段,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遂出现大家都说清廉,但人人都阳奉阴违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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