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拓展地方改革空间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单一制大国。改革开放后，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这一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效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大了各地区之间业已存在的发展差距。例如，东部沿海少数县级市的财政收入，甚至超过西部个别省区的财政收入。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已经构成了中国新的三大社会差别。包括地区差别在内的社会经济多样性，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情。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统”与“放”和“点”与“面”之间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也再度成了影响中国改革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上下层的良性互动仍是改革必须遵循的策略

中国申请地方政府创新的数量年均146个，美国是1500多个

大幅度放权，是中国过去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发生在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特别是向基层放权，增大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性；二是政府向企业放权，让企业自主经营；三是国家向社会放权，开始推动社会领域的自治。上述放权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和基层的活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释放出了空前的社会生产力。尽管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抬头，政令法令在一些地方不那么通畅。但是，通过放权来增大企业、地方和社会的自主性，扩大他们的自主创新空间，从而激发其创造力和生产力，是中国改革开放这30余年的成功经验。

经济的发展势必催生社会政治的变迁。在30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地方和基层的改革创新遇到了新的严峻挑战，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开始出现了。例如，近年来，鼓励地方和基层改革创新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实际需求。一些实际效果很好，完全符合科学发展并且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地方改革创新举措，迟迟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从而得不到及时的推广；一些很好的基层改革创新实践，因为得不到上级的支持而不能持续；一些已经在其他地方得到推广的改革创新措施，在另一些地方却受到抵制和排斥。甚至，一些已被实践证明的优秀基层改革创新举措，还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压制，一些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地方基层干部，也因为其改革创新的探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凡此种种，都会严重挫伤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创新精神，弱化地方的改革创新动力。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过去10年的申报量为例，地方政府近年来申报的创新项目不增反降。

改革创新，应是时代最强音。但比较“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美国政府创新奖”，我们发现，在创新项目的申报数量上，我们比不上美国。过去10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申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数量是年均146个，美国则是1500多，中国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