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三中全会的改革逻辑

作为全会文件的直接起草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现在的中国改革早已不是当年可能人人得利的普惠制改革，而是要深刻触动既得利益的深层变革。

历史上有过一个部门提出方向同时能协调推动改革的先例，但是到了当下调整利益格局的攻坚期，没有一个高层次的推动机构，改革是不可能实质推动的，杨伟民这样解析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改革领导小组)的背景。

国家的改革机构的变迁和早年的体改委的沉浮成为了我们国家改革的缩影。与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改革已经完全不同，好改的改革基本都已改完。杨伟民说，总书记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部门利益和央地关系的调整，是这个国家屡次改革都要下决心触动的顽强壁垒和敏感神经，本次全面改革当然也深刻地涉及到这些问题，在国家计委及现在的国家发改委工作了22年的杨伟民，在任发改委秘书长时，牵头组织编制了实施时阻力巨大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的感慨他都了然于胸。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提出了后来被视为衡量一切国家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三个有利于”，也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这也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市场的热议。杨伟民认为，“基础性”改为“决定性”是本次会议最大的理论突破，“是否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可能成为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后的第四个“有利于”评判标准。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杨伟民两次将“决定性”误说成“基础性”，他笑称这个词说了20多年了，习惯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在改革中如何能打破惯性思维和行为范式也是同样道理的艰巨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