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政治化与城市体制改革（7）

进一步说，城市可以制定一套系统的产业政策，来发展和城市经济社会条件相得益彰的产业。有的城市生活质量高，可以吸引艺术家，就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的城市大学多，传统工业基础好，可以考虑发展绿色节能产业。具体政策可以包括减税、奖励、发展相关设施等。这些产业政策还可以和人才政策相结合。

城市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多地方，以钱为本和以官僚为本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导原则，导致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权钱一体化。权钱一体化的确造成巨大的动力，快速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但是，这种一体化也导致了各种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城乡统筹问题。1949年以来，中国在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方面走过了几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主要的特征是城乡隔离的二元政策。总体上，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工业化。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同时也有效阻碍了城市化。国家通过高强度剥削农民，完成了第一波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农村，当然也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乡村治理制度。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到本世纪初。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主要体现为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1980年代初，国家提倡小城镇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当时开始了城市化，但规模不大。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1990年代中期以“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促使乡镇企业的破产和转型的同时，推进了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同时，外资也大量涌入中国。这有效推动了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中国社会因此从原先的城乡二元社会演变成为三元社会，农民工成为社会的第三元。

第三阶段就是现在正进行的在城乡统筹原则主导下的城市化。这里有几个前提。首先是三元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三元社会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尤其在东南沿海。例如，广东每年要吸收2000~3000万的农民工。这第三元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把这第三元转型成为城市居民，社会的稳定必然会出现大问题。如何转型？城乡统筹成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