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两次探索（3）

　三、“文化大革命”的探索与失败

毛泽东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探索——“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但它的伏笔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埋下。这次会议将党的八大通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转换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从而使整个国家的航船加速驶向“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但也有学者以为“文化大革命”的伏笔在反右斗争之后毛泽东1957年9月至10月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重新表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28)这个提法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八大决议中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使党重新回到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上。

1.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逻辑

现在看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基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是对国内阶级矛盾的形势判断过于严重，认为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他先是从反右斗争中看到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有许多不同声音，核心是政治民主，与他自己的，从斯大林体制中传承的政治理念有巨大差别，一旦释放出来对现在政治体制的冲击非常可怕(匈牙利事件)。从这里他得出结论，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前提依据。并且从这时开始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就偏离了八大的路线。之后，他又从三年困难时期暴露出来的干群矛盾，以及后来在四清运动和社教运动中揭露的大量干部违法乱纪甚至为非作歹的事实中进一步看到“敌情”，认为这种情况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文革”前夕毛在一个有关干群关系报告的批示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29)从这两个方向，毛泽东看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之后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进一步地，毛泽东认为，两个方面阶级斗争的源头都在党内，在党的领导机关的上层。“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30)

其次是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的认识，与党内更具务实品格的思想和行为经常地发生冲突，从而强化了他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判断。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是纯粹的斯大林模式，甚至是比斯大林模式更加纯粹的社会主义。这从他急于“两个过渡”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也从他对“大包干”等务实主张的高度敏感中可以看出。一直到1975年底，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同志的最后一次深谈中，仍然念念不忘：“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31)凡是他认为背离这一方向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使得他对党内意见分歧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进而认为党内存在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32)当毛泽东发现自己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判断不为党内多数人认同，并且他自觉年事已高，接班人问题又不能不抓紧时间重新布局。他就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背水一战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要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33)

其三，革命党人的惯性立场局限了毛泽东在执政党地位上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选择空间。如何防止党内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旦出现又如何应对？毛泽东没有从体制内发展政治民主，发展党内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去考虑问题，而直接想到了“地方造反”和发动群众揪走资派，为此不惜打乱全部社会秩序。对于一个执政党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来说，这种选择很难让人理解。但是联系到毛泽东对形势严重性的错误判断，尤其是党内已经存在两个司令部的错误判断，再加上他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在整个历史阶段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文化大革命”的选择其实有其必然性。毛泽东始终没有从革命党的立场转换到执政党的立场，在他的策略选择空间中，地方造反，重上井冈山，或者发动红卫兵打倒各级党委都是可选项，但就是不能想像民主、法治这套东西，因为这正是革命党必须坚决与之斗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此理论前提下反对官僚主义者，恐怕也只能是“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了。这种把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经常化、制度化的想法，只能在毛泽东诗人般的头脑里产生，而这也正是这位诗化的革命领袖人生最大悲剧。

最后，出于对党此前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同志政治取向的误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急于对自己身后党内权力更替的格局作重大调整。这里涉及的当然不仅是从刘少奇到林彪这样的个人权力的调整，而且关系到整个权力系统、整个干部队伍的重新布局。

2.“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失败

我们的观察越是接近1966年那个疯狂的岁月，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位党的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对抗色彩就越是显现，一些人因此而将这场斗争的动因归结为毛对刘的个人恩怨。现在看来，离开以上几点相互衔接的政治逻辑，仅仅从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去看“文化大革命”，这几乎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刘少奇当年并没有明确的对抗意愿，而毛泽东却动员了全部政治资源。毛泽东先是精心策划了文化领域步步深入的大批判，进而从学校到机关，到工厂甚至部队，发动群众层层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不惜在党的会议上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鼓励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如果单纯从党内权力之争的角度看，毛泽东当年的许多做法都显多余，至少可以说是“反应过度”。我们只能认为，伟大领袖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清除以刘、邓为代表的一小撮党内异己分子，而是要摧毁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的整个国家官僚体制，进而由通过大民主的方式，自下而上地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同时也为接班人的更替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布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全面夺权，毛泽东很快就表态支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群众选举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但是，全面夺权并不像一开始想象的那样顺利，随着各级党组织在夺权中纷纷瘫痪，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现象越来越严重。派性林立，武斗频发，工矿停产，交通堵塞，国民经济状况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残酷打击，人身摧残，局势几近失控。毛泽东对造反派领袖多次批评教育未见成效。最终不得不利用“军宣队”和“工宣队”制止学生武斗；重新启用老干部，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来恢复革命和生产秩序。到1969年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以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最终同意将林彪这个“接班人”的名字写进新修改的党章。

但是，后来事件发展完全超出了毛泽东与全党的预料，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彻底失败暴露在世人面前。法定的接班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掌了权的造反派丝毫不比所谓“走资派”更加贴近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探索没有能够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倾向，为此人们还需要付出更多艰苦而韧性的努力。毛泽东仍然希望给“文化大革命”盖棺定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34)但是，历史的评判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定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