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城管式困境”与治理现代化（7）

俞可平：遇到阻力能不能往前推动，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阻力既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但也可能来自决策者的优柔寡断，缺乏担当和责任。但是，中央既然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我相信我们党是有足够力量去落实的。如果真要做的话，也一定能够做到。比如禁止中秋发月饼，一个文件下来，都不发了。这说明中央的组织和动员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所以，能不能落实，关键是看决心大不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有合理的制度设计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下定决心后，就是如何通过合理的设计，以最小的成本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改革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也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即将设立的负责顶层设计的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将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点也非常重要，决策者和执政者要有宽广的胸怀。这个胸怀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定要超越任何阶层、团体、组织的利益，要站在中华民族复兴和全体人民利益的角度来推动改革。全部改革，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你担心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能不能真正落地，而我还担心另外一点，就是怎么做。有些改革其实并不难，完全可以做到，如单独子女放开两胎、废除劳教制度等。但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背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目标。

首先，一定要按照法律办事。党既要依靠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来实施决定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但更要依靠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现代治国方略。

其次，要遵循增量改革的道路。《决定》所涉及各个重大领域的改革，有些条件已经成熟，有些则只是指明了方向，应当分轻重缓急，选择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

最后，要通盘考虑，统筹协调，体用并进。治理体制虽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体”与“用”，是互为一体，密不可分的。如果不改“体”只改“用”，“体”和“用”之间的张力就会越来越大。例如，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现存的意识形态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如果不努力进行理论创新，那么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将遭遇合法性的挑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体制上也要与时俱进。现在着重强调“协商民主”，要作为重点推动，我对此很赞成。但是我每次都要讲，一个完整的民主政治，第一要素是选举，如果没有正当性的选举，把具备优秀素质的人选上去，能协商出什么结果来？如果不能在官员滥用权力的时候，把他限制住，协商民主就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在协商民主之前，还要有选举民主，它能解决前面提到的民主“四字诀”里的“授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有”和“权为民所赋”讲的都是授权。到现在为止，在制度改革上，“授权”没有太多的突破，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改革的效果。

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学者，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导，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自由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采访、撰文/蒋保信

（注：本文为共识网和《同舟共进》对俞可平的联合专访，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