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改革对中国发展之意义（3）

第二阶段是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刘伟说，这一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乏力。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到了中国，由于中国本身内需不足，结构调整较大，国有企业改革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出现失衡。当时官方公布有三千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差不多倒闭，大量的进城民工提前返乡。2008年，中国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次冲击力度更大。应对失衡，这一阶段中国开始采取全面反危机的举措，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一直刺激到2010年的10月，宣布择机退出。

2010年底到至今是第三个阶段。刘伟表示，现阶段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是：我们一方面承担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有经济下行严峻的危险，这被我们称为双重风险并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要求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相反的，因而增加了当前经济失衡的复杂性。

刘伟表示，许多人说通货膨胀率过高，这显然是没有全面结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思考。

2011年是5.4%，而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9.2%，相对来说通货膨胀率还是温和的。之所以有人说中国通货膨胀率高了，是指2011年“两会”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锁定的目标是控制在4%左右，实际是5.4%，超出了政府年初提的预定目标。2013年通货膨胀率肯定会在3%以下。从数据看，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很低的。

然而，通货膨胀率不高，国民为什么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担心的程度很高？刘伟表示，是因为对这次面临的通货膨胀背后的原因的复杂性的认识，引发了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值的上升和担忧。

为了更好地理解通货膨胀概念，刘伟围绕此次通货膨胀的两大特点做了全面性解答。

首先，不能用传统紧缩银根的办法应对此次通货膨胀。

现阶段中国的情况是较为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对于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中国不仅有治理经验也有制度优势。但当下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如果用传统的紧缩银根的办法，对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或许能有作用，但是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不仅没有积极的作用，反而有副作用。收紧银根等于资本和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减少，市场利率上升，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而融资成本是进入企业的财务费用的，财务费用是进入产品成本的。刘伟表示，采取这种办法，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成本，反而抬高了企业的成本，加剧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次，国际开放性因素的加入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一是贸易因素。中国的市场大，基本上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数据表明，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涨一块钱，中国国内市场大豆价格平均涨八毛三。中国国内市场大豆涨一块钱，C PI消费价格里的肉禽蛋这组商品平均涨六毛二。

二是国际收支方面的因素。中国长期在国际收支领域里收大于支。外汇存款要定期结汇，外币不能流通，要把它换成人民币投资和消费。如果保持汇率不变，结汇量越大，外汇占款越多，意味着从结汇这个通道投入到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大，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大。

收入分配问题要高度关注

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所谓平等的问题，它同时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效率问题，所以要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面对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大问题，刘伟认为，面对经济下行的威胁，其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二是消费。

在刘伟看来，中国投资需求增长的速度并不低，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到2012年这五年时间，中国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都在20%以上。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投资需求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而作为市场力量的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企业虽然拥有畅通的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但创新能力不足，易造成产能过剩。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却困难重重。这是造成大型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型企业有市场但没有钱投的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进而把政府套牢，使得政府必须投资。

在消费需求方面，刘伟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这些年并不低，这些年平均保持在14%左右，之所以担心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扭曲，短期内比较难以解决。刘伟表示，中国国民收入的扭曲可分为几个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国民收入宏观分配在三个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中进行，政府是财政收入，企业是资本盈余，居民是居民收入。这三项近年来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收入，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最近十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导致中国经济长期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一个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