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改革对中国发展之意义（4）

其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较大。2010年城市居民的税后平均可支配收入一个人是1.9万元，农村居民一个人的纯收入是5900元钱。另外还有产业间的收入差别。中国农产业去年劳动力就业比重为36%，而农产业占G D P的9.8%。两者差距一下子形成了，而再分配时很有可能再加剧这种差距。

这些原因都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基尼系数偏高。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1月13号公布的一个数据表明，最近十年的基尼系数都在警戒线水平之上。这意味着，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整个社会消费倾向会逐渐降低。在消费方面，两极分化不仅影响到公平，同时影响到效率，还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它的可持续性。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所谓平等的问题，它同时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效率问题。所以要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但刘伟表示，这个问题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短期里解决起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我们就担心，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消费需求的疲软。

刘伟说，面对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政府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重点在于经济增长，带有一定扩张性；而货币政策的重点在于反通货膨胀，有一定从紧性。两者松紧搭配，是一种反方向组合的方式。但刘伟表示，政策组合能解决的问题是短期的，解决不了根本，真正解决根本和长期的问题要靠发展方式的转变。

刘伟从经济失衡的总量失衡的问题上作分析，表示结构失衡是当前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

第一，在产业结构上，停滞不前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因而引发投资疲软。只有产业结构升级，才有新的投资机会和领域。其次，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不合理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再次，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最后，贸易结构失衡形成通货膨胀的巨大的压力。这一系列的结构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攻克的难关，是能否实现再一次经济进步的重点所在。

刘伟说，十八大报告里明确表示，发展方式的转变要解决的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的调整。结构调整，不仅包括生产方面的技术结构、产品的结构、产业结构、投入产出结构，也包括支出分配方面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投资和消费的支出结构等等，还包括要素成本结构、国际收支进出口结构等。

在如何推动结构升级这个问题上，刘伟强调，三十多年的改革走到今天，我们如今的体制面临着新的发展阶段下的新的矛盾。我们应寄希望于创新。他认为，结构调整最基本的动力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制度创新，一个和平、公平、有活力、有充分竞争力的制度安排，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主创新来说相当关键。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势在必行。

问与答

问：您预测2011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会有7.2%，请问这是怎么得来的？

刘伟：我刚才讲十年平均增速至少会 达 到7 .2%， 已经过去的三年，2011年是9 .2%，有统计数据出来了，2012年是7.8%，也不是我判断的，是一个统计数据。2013年上半年是7.6%。我要说的是这三年的数据是在世界经济最严重的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实现的。我相信往后的世界经济会比前几年逐渐复苏，这个迹象是有的。后面几年只要相信世界经济在复苏，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可能增速比这几年还要高。因为去年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是负的2.2%，内需中投资拉动经济的贡献占50.4%，消费拉动的贡献占51.8%，加在一起是102.2%。

这个背景不仅是理论上的分析，细谈起来原因很多，比如说中国城镇化在加速，比如中国的工业化也在加速，因为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第二产业的拉动，都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