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改革 （2）

苏联将军们在私下交谈时也对集体农庄制度提出了抨击，比如，1946年12月，瓦·尼·戈尔多夫上将对自己的副职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将说，使他改变对生活的看法的原因是：“自从我被选为代表后就断送了自己，我的不幸就在这里。当上代表后我走了不少地方，见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能目睹这一切……我敢说，我相信，如果今天取消集体农庄，明天就会秩序井然，就会出现市场，就会什么都有。应该让人们活下去，他们有权活下去。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用生命保卫的！”雷巴利琴科少将则回应说：“集体农庄的粮食被搞走了，什么也不剩，连种子也吃光了……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集体农庄庄员痛恨斯大林，都等待他完蛋……人们期待斯大林完蛋，集体农庄完蛋。”[2] 

然而，斯大林无意于改革，他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战争胜利是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1946年2月9日他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3]他还用回忆的方式对党内曾经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的人继续给予批判：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4]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集体化政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正确的，因而是不容改变的，这样一来，战后对包括集体农庄制度在内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就被彻底排除，变革之门被紧紧封闭，苏联丧失了一次改革契机。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随后波匈事件的发生，苏联农民期盼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再次彰显出来，比如，1956年12月6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А.斯涅奇库斯在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谈及集体农庄时就汇报说：“由于受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集体农庄的事情。对于哥穆尔卡报告中所说的有可能解散经济效益差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很多议论，特别是在波兰族居民中。在集体农庄庄员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仿佛在立陶宛将解散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的土地将会分配给庄员们，等等。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乡村里的政治工作，以杜绝反对集体农庄的鼓动宣传。”[5]也就是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是了解、清楚苏联农民对于集体农庄制度的态度的，可是，赫鲁晓夫非但没有对束缚、遏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制度进行改革和突破，相反还强化了集体农庄制度，他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主要原因在于集体农庄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而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精力花在集体农庄上，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集体农庄庄员是“投机倒把者”。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导致农副产品锐减，而市场价格则随之上涨。而物价上涨又给民生问题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愤懑。

一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虽曾在形式上略有变化，但是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安排自己的生产、更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长期受遏制的基本状况不曾发生改变，这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并且直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