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改革 （3）

2．长期拖延改革

斯大林去世之后，一些苏联领导人在其执政时期注意到了并且认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不足和问题，但是，却逾越不出既有模式、制度和体制的禁锢，一再拖延改革，错失改革黄金时机。比如，1962年6月初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因为同时发生物价上涨、工资下降而爆发大罢工，大罢工很快又演变为工人、市民、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苏联政府迅速派遣克格勃、警察、军队和坦克前去暴力镇压，结果导致23人死亡、70人受伤、13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事件发生之后，苏联领导人本应对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并对影响、束缚民生改善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可是，苏联领导人却固守这一模式和体制。1962年6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弗·罗·科兹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向新切尔卡斯克市民发表的广播讲话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为了大力发展农业，需要资金”，可是“在哪里可以获取这些资金呢？减少对我国工业和住房建设的投资？但是，工业和住房建设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福利增长的基础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可以缩减对工业和我国国防的拨款吗？为了保障和平，为了使苏联人民能够利用和平的机会为自己的幸福平静地劳动，我们决不能在发展工业和巩固国防上放松努力”，“所以，必须采取与提高价格有关的措施”，“今天不得不过紧日子”。[6]也就是说，尽管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是因为物价上涨、工资下降这些关乎民生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引爆的，但是，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旧是位列第一的重要问题，民生问题仍旧必须给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让路。倘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能够及时、正面而积极地回应广大民众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正当而合理的诉求，从实质上和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束缚和禁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么，苏共和苏联的命运就会改写。

再比如，在苏联历史上，民族矛盾、民族纷争一直不断，这跟苏联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然而，苏联领导人尽管意识到种种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但是，却长期拖延对其民族政策进行改革和调整，上文引述的1956年12月6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À.斯涅奇库斯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立陶宛政治局势的报告也反映了这一点：“最近一段时间，与实际在加盟共和国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加尖锐了。在劳动者中间出现了一系列怨言，他们抱怨在很多机关组织中立陶宛人不能讲国语。立陶宛人还向党中央提交了一系列声明……在声明中对于共和国许多机关组织不重视立陶宛语表示了不满”，“对于维尔纽斯市的许多机关组织中不允许使用立陶宛语进行谈判表示不满”，“某些工作人员甚至侮辱讲立陶宛语的公民”，“在立陶宛铁路局的48名干部人员中，只有5名立陶宛人”，“局里的298名负责人员和技术人员中，只有16名立陶宛人”，“将懂立陶宛语的同志提拔到乡村地区党委第二书记职位上的工作进行得很差（83名第二书记，只有28名立陶宛人），这给搞好地区的党务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困难”，“我们认为，必须彻底消除现存的不足之处，因为延误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政治局势复杂化”。[7]很显然，这种带有明显民族歧视的民族政策注定实现不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和共同繁荣。然而，遗憾的是，苏联领导人却迟迟未能对这种民族政策进行改革和校正，1988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民族骚乱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卡拉巴赫，过去和现在都给人留下了把柄。比如，斯捷潘纳克特州委书记在14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去过亚美尼亚，更何况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还是亚美尼亚人的一个自治州，要列举起来疏漏还有很多。甚至连通往亚美尼亚的公路也废弃了，文化联系也被破坏。这些都是蓄意干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一直在接收土耳其的电视节目，但却不接收亚美尼亚的电视节目。”[8]“大家瞧瞧，他们那里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两个共和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过对方那里，除了纪念节日，没有一个领导人去邻国走访、会晤，也不交换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友谊关系、族际关系。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如果哪个人想从阿塞拜疆去亚美尼亚，或者相反，从亚美尼亚去阿塞拜疆，那么他非但得不到鼓励，相反，倒要引起别人的怀疑。”[9]这些表述所揭示的情况表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政府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改进民族政策，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融合，以至于最终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分裂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