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改革 （4）

3．作修修补补式改革

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不能从实质和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束缚和禁锢，但是，又发现了种种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于是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办法就只能是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内打转转，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式改革，比如，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就属于修修补补式改革，在1953年9月他向苏共中央全会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在于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发展、关心增加生产收入，他主张减轻农民负担，减少行政干预，用物质利益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52年至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10]政府还放宽了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减少计划指标，取消对庄员从事副业生产的众多限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集体农庄庄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得到了改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实质，国家收购各种谷物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仍旧由政府决定，而不是由集体农庄庄员自己来决定，更不是由市场来决定，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存在市场经济，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活动过程和生产活动内容，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这一本质没有变化。因此，后来，赫鲁晓夫又采取强制性措施控制宅旁园地，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并且声称“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亲切的家”[11]。所以说，赫鲁晓夫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多为应急之作，并没有从根本和实质上触及集体农庄制度，而仅仅是对这一制度的修修补补式改革。

4.盲目改革

戈尔巴乔夫是历任苏联领导人中盲目推行改革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缺乏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考虑，因而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些失误对苏联解体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比如，在1985年上台之后不久他就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了加速战略思想，以应对、克服经济困难，然而，当时，由于长期以来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从而造成了苏联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他本应该下大力气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从而改善轻工业和农业的状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是，他却提出并积极实施了加速战略，尽管他当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实现，但是，从实质上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然是速度，而且仍然是把重点放在了重工业上，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国家整个经济上不去，与此同时，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基本消费品在苏联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短缺，时常发生抢购风潮，民众感受不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和实惠，因而逐渐对改革失去了信心，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逐渐失去了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再比如，农业改革滞后，是他的又一个重大失误，尽管他口头上也重视农业，但是一直迟迟没有真抓实干，一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以致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食品等问题迟迟得不到纾解，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这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推进和深入。

赫鲁晓夫也曾盲目地推行过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他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前提下就要求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盲目地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要求苏联北部气候寒冷地区也种植玉米，可是，玉米在生长和成熟期都需要长时间的光照和炎热，结果导致苏联北部地区玉米大面积冻死。

苏联领导人或拒绝改革，或拖延改革，或作修修补补式改革，或在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之际盲目改革，总之，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结果致使斯大林时期开创、形成且为其后继者们不断固化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及其体制日益僵化而最终丧失生命力，直至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源于改革

实际上，早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式改革之际，特别是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执政时期所犯下的种种非法行径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抨击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着缺陷和问题，在1956年3月1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12]在两天后的3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指出：“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13]在同年4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