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2）

正是这样，美国人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们，在制订法律时把约束政客撒谎的理念注入其中，这就是伪证罪上升到超越原罪的程度。这种理念和制度设计下，官方撒谎的空间越来越小，进而影响着民众，最终诚信成为社会主流。有一位中国院士讲到这样的小故事，他在美国读书时，导师让他赎买两套软件，并且明确可以分别在三台微机上使用，但不能同时在三台微机上使用，因为同时使用就意味着有一套是拷贝，属于侵犯专利权，等等。

当然，西方人的做法并不仅仅来自事实，更来自理论上的深入。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通过对英国官场上的许多现象予以研究，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认识，或者说公式：政府官员总是按照一定的比率增多，并且官员越多，开支越大，效率越低。一般情况下，一个不称职的官员有三条出路可供选择，第一，有自知之明，且有道德底线或信仰起作用，因而自动申请退职；第二，选一个能力比自己强的人来帮助自己；第三，选两个比自己差的人当助手。第一个选择带来的是权力的丧失，不可取，第二个选择风险太大，因为选来的很可能是竞争对手，于是只有第三条路可供选用。到这里官员的增长也就成了一种自然规律。这一规律实际上说明，失去了制度约束的权力，必带来社会危害。

这一点，中国的学者也产生过类似研究成果。明未清初大学者黄宗羲被后人称为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通过对秦代以来农民税赋史的研究，得出一条规律：每当皇帝意识到农民赋税过重的时候，就会把苛捐杂税砍掉一部分，保留的部分并入正税，等皇帝换了人，开始感到正税不够用时，又增加杂税，加到一定程度，开始感到农民不堪重负的时候，又采取砍杂税，部分并入正税的办法。2003年媒体披露的一组数据佐证了明这一点。我国历史上通过财政来供养的官员与百姓之比：两汉为1：945，唐朝为1：500，清朝康熙时期为1：91，新中国建立之初是1：600，1978年为1：50，目前是1：28。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的复杂化，公务人员有所增长是可以理解的，但存在于制度上的问题也是不可否认的。

重视法规制度很重要，但缺少法的精神很难将法规制度本有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所以西方特别强调法的精神，而法的精神又是源自或奠基于民主自由人权。近代西方民主发端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而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高度张扬人权与自由。几个重要文件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直到今天，英国仍然被认为是世界宪法之祖，虽然它并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因此被称为“柔性宪法”）。美国宪法仍然被认为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也称为刚性宪法），虽然它二百多年来也增添了若干修正案，但是可以说基本不变，而只是增加了进一步保护和扩大人权与改进政府运行机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