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环境下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党的群众工作带来许多新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应对变化环境下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群众的利益表达与聚合方式变化带来的挑战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20多年市场经济发展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面貌。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个人拥有一定财富和物质条件为基础，鼓励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承认人们追求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追求利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成为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经济事务积极性的直接推动力。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成为群众在党群关系中关注的重要议题；如何最大程度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成为执政党在党群关系中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所有制结构变化、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就业方式多样化，群众身份构成出现了分层化发展趋势。随着群众身份分化重组，不同阶层群体出现了利益构成分化、收入差距扩大、思想观念多元化等一系列问题，群众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认识和表达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这给传统的群众工作带来新挑战。比如，我们很难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三个服从”来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种利益关系。面对新时期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要求、利益差别和利益表达变化，尤其是不同群体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认识的不同态度，我们党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及时有效地整合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契约原则和公平原则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统筹兼顾各方的合理利益，不断增强党在社会各阶层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民主政治发展给群众工作带来的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改变和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观念，而且推动和重塑了民主政治发展进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逐渐增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和实现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诉求。人民群众不再是以往政治生活中被动的动员对象，而是民主政治的主动参与者，主动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双重推动下，大量新兴社会组织的蓬勃兴起为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方式，挑战传统的党群关系互动模式。人民群众不再把党组织视为其联系党和政府的唯一渠道和载体，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新社会组织，利用新社会组织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和实现自身权益。

目前，党的群众工作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政治诉求和参与愿望明显不适应，导致了党群沟通协调机制不够畅通。比如，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意识和要求明显增强，而党的群众工作提供给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不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再如，由于党的群众工作机制不健全、不完善，致使一些群众权益受损，长此以往导致群众对党产生不满和对立的现象出现。如果不及时从社会参与机制建设上解决这些问题，群众的不满将会与日俱增，甚至会寻求制度外、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路径，冲击社会正常秩序，严重削弱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民主权利发展的需要，我们既有的群众工作制度和民主参与制度必须要与时俱进地改进和完善，因为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我们党执政地位的认同度和支持度。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当务之急就是正确处理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激发社会组织发展活力。通过加强党对社会组织治理，推动传统社会组织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改进和规范新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使各类社会组织成为推动群众工作健康发展的正能量。

转型社会对党领导基层社会传统模式的挑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下，在党和政府掌控资源分配和权力运行高度集中管理的模式下，基层社会形成了政治色彩浓厚的“单位制”管理体制。其特点是：单位和社区在城乡地理空间上重叠，单位的多元化功能基本取代了社区自身功能，单位制、身份制和行政制三位一体，单位组织通过垄断资源实现对社会成员的高度整合与控制。单位作为国家和个人的连接点，形成了单位依附国家、个人依附单位的依附链条，党通过单位组织控制和整合基层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由单位组织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转移，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调控中心也开始逐渐转移出单位组织向社会空间积聚，城乡社区成长为基层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推动下，基层社会逐渐从封闭社会转变到开放社会、稳定社会转变到流动社会、熟人社会转变到陌生人社会、同质社会到异质社会，扁平化和网络化成为城乡基层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在城市中，传统的以企事业单位为核心的“单位人”逐渐向生活在社区中的“社会人”转变，城市逐渐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在农村中，随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党领导农村社会体制解体，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撤出了农村基层社会，村民按照居住地原则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模式瓦解，农村社会管理向法治化、契约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如何正确处理农村中的党组织（党总支、党支部）与“自组织”（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困扰党领导农村基层社会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