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 （3）

突破制度局限的几个例外

当然，即使是票决民主全面铺开的西方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等缘故，制度及其灵活性多少有些不同。从现实来看，仍然有西方国家突破了“民主制度”的局限。 

一类是小国，抓住不同的“机遇”改革制度，这又以冰岛和希腊为不同的代表。

冰岛破产后，立即以公投的方式赖债不还，然后货币贬值，进行改革。应该说，效果也不错，几年后也就走出了危机。

希腊由于是欧元区成员，既不能赖账也不能贬值。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从欧盟得到援助。但欧盟在援助的同时，也开出极其苛刻的条件。于是在欧盟的巨大压力下，希腊不得不进行艰难的改革：减少福利、削减公共开支、缩减公务员规模等等。后来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属于类似情况。即在外部强大外力下，才能顶住选民和资本的压力进行真正的改革。当然这个过程中，是此起彼伏的抗议、示威甚至演变成暴力抗争，社会自杀率也极速攀升。

另一类是大国，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希腊这样断档的古国没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传统可言），甚至形成了“特殊国民性”。这又以英国和德国为不同代表。

英国的特色是政客敢于用铁腕对付民众，而且不用承担什么后果。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号称欧洲病夫。结果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立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向工会开战、大幅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当时有364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改变经济政策。但撒切尔夫人依然故我，不为所动。当面对抗议和示威之时，她毫不手软地镇压：在长达一年的矿工罢工中，11300工人被逮捕，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由于减少教育开支，撒切尔夫人的母校牛津大学异乎寻常地通过教员投票后决定不向她颁赠荣誉学位。而这个荣誉学位一向都是赠予曾在该校受教的首相的。

应该说，撒切尔夫人的运气很好，在她遇到全民反对之时，马岛战争爆发。战争的胜利为撒切尔夫人的改革赢得了时间，随着改革成效的显现，她也成为历史上执政最长的首相之一。但改革的负面效果同样明显，例如英国铁路私有化后，票价贵，速度低，设备更新缓慢。那么有没有可能改回去呢？暂时看来没希望，英国政客的铁腕恐怕不会用来对付私人资本。

2008年金融危机也严重冲击了问题类似的英国。首相卡梅隆又施行了类似的紧缩政策，结果引发一场震动世界的伦敦骚乱。今天的卡梅隆不输当年的铁娘子，也是铁腕以对，大肆抓捕两千多人，而且还实行连坐：一个家庭有人参与，全家就要被从政府控制的廉租房赶出，甚至打破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令法官严审重判快判。于是各地的法院几乎以24小时轮轴转的方式来审理案件，很多案件都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审完了。律师没有机会和被辩护者长谈，而绝大多数的被告都是未成年人。面对经济危机，英国立刻就把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抛弃而采取非常规措施。

德国则是另一种类型，在某些关键时刻，政客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政治。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德国也有成为欧洲病夫之虞。德国总理施罗德上台以后就着手进行削减福利的改革，结果他自己在抗议声中败选下台。默克尔时代后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施罗德时代的改革。施罗德宁愿得罪民众，甘作对手的嫁衣，也要推进改革，这在西方是极为罕见的。而继任的总理默克尔没有顾虑是否会步施罗德后尘丢失选票，而是萧规曹随，继续坚持施罗德的改革政策，更是出奇。今天的德国，没有最低工资制，四分之一的受薪者月收入仅仅500欧元（法国最低工资是1300欧元左右），不得不找多份工作维持生计。这就是德国奇迹的背后。

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英国或德国。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民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和结构性矛盾仍然是问题的根源，通过改革制度谋求突破的难度很大。到现在为止，西方也依然没有找到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