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 （4）

西方民主的退化

民主制度除了结构性矛盾以外，还有一个退化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讲，任何制度产生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发生此类现象。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曾按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划分了三个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他在分析各种制度优缺点的同时，也指出君主制可退化为僭主制，贵族制退化成寡头制，民主制退化成暴民制。以西方社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它的退化现象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美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完全是从一张白纸上建立起来的。应该说，相对而言，那个时代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哪怕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背景，但只要努力，也有不小的机会成功，甚至可能成为总统，林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两百多年过去了，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如今，还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正如《金融时报》所评论的：在一个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社会，这么做的负面影响将是有限的。但在一个顶层1%人口占据全国财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体里，这么做会侵蚀共和体制。它进而举例道：“近期，几位有希望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长徒跋涉前往拉斯维加斯，拜访了博彩业亿万富翁谢尔登?埃德森”，而这位富翁希望政府禁止在线赌博业务，以免危及他那庞大的线下博彩帝国。

另外一个醒目的例子是对冲基金业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他计划出资1亿美元，支持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承诺应对全球变暖的候选人。他的目标是左右全国辩论，以确保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拒不放行从加拿大修建石油管道的提案。而1996年，那时比尔?克林顿差一点违背法律、让出手大方的捐赠者在白宫的林肯卧室留宿。

金钱与政治的联姻，一个后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金融时报》称2016年大选如变成希拉里?克林顿与布什之争，那一点儿也不会出人意料。过去9次总统大选中，有7次出现过来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下一次大选之后，数字可能变为10次中有8次。

美国的政党恶斗，可从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只有14%中可见一斑（据盖洛普民调）。美国讽刺杂志《洋葱》最近发表的一篇封面文章，题为《新民调显示美国人民宁愿接受近亲死亡也不愿支持国会》。颇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之感。

作为曾经创造人类先进文明的西方世界，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只是时间留给它们不多了。再过六年，中国就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那时对西方制度的无形挑战和撼动恐怕将超过这一场经济危机。再过三十年，伊斯兰社会将通过超高的出生率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而取代西方文明。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倒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

《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Tony Blankley在《西方最后的机会》一书中认为，在一代人时间里，欧洲将变成“欧拉伯”，并对美国产生超越纳粹德国的威胁。他进而呼吁要像1940年代战争时期一样，采取极端措施：强化宣传、媒体审查、言论控制、搜寻颠覆者、祖籍是敌对国国民的监禁和限止旅游，以拯救西方的民主。此书得到了基辛格的高度评价。

Patrick J. Buchanan，曾担任过三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两度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在他被誉为最好的著作《西方的灭亡》中写道：1960年代，欧洲裔白人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到2000年，变为六分之一，到2050年，就将只有十分之一。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人种。结论是由于欧洲和美国崩溃般的出生率、大量的移民入侵，西方正在死亡。此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此的震撼人心：我们正失去我们自己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国家。即使不考虑人口的变化、替代，在施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族裔因素主导选票流向的例子也并不罕见，严重时甚至可能因选举激化矛盾而撕裂社会。

另外，还有一大因素令西方民主的前景十分暗淡：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民众（也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极大的放大。美国6%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另一方面，握有选票的选民能够否决任何计划生育政策，印度的人口爆炸就是一例。这些在民主制度下都是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改变的。在地球还拥有充足资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弊端还不明显，也不致命，甚至这种人口张力还能推动科学发展，但到了今天，则很可能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也就是说，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也已经决定了西方这套民主制度被淘汰的历史命运。

总之，西方要想度过眼前的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想办法遏制资本的干预，以及大众的贪婪和非理性。未来的命运则取决于是否有办法同化不同种族的价值观，或者在无法同化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他们取代西方主体文明。从人类未来的角度还要加上一点，如何让那些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人口负担过重的国家能够实行计划生育。而这一切都归结于当代民主制度的普选设计上。当然，改革西方民主制度，不等于没收投票权，回到歧视性的西方“老路”上，只是必须形成高效的调节机制，平衡资本与民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民主制度无法解决问题时，它还缺乏退出机制。昔日皇权制度搞不下去，可以走向民主。但民主制度失灵之时，它却走投无路。看来，这才是为什么牛津大学教授在《华盛顿邮报》3月29日发出这样的悲鸣：美国民主正在重蹈雅典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