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哪得清如许（2）

南水北调，成败关键在水质。21世纪伊始，中央审时度势，给南水北调中线定下“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确保调水水质安全，被提上新的重要高度。随即，河南、湖北和陕西三省人民政府成为中线水源保护责任主体。

一纸护水令，沿线省市立即在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上作出了取舍，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上作出了抉择。

汉江流出陕西的最后一站——白河县，至今未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白河县的山水之间，富含金、银、铜、铁等矿藏，白河人也渴望招商引资，可为了守水，面对屡屡有人提出砸钱建化工、矿产、养殖企业的诱惑，他们毫不犹豫，全部拒之门外。

在库区淅川，郭新彦再也看不到自己亲手经营起来的丰源氯碱公司， “厂子关了，俺至少7000多万打了水漂啊！”丰源氯碱公司原是一家以生产烧碱、液氯、盐酸为主的化工企业，有400名员工，2亿元销售收入，上千万利税。由于生产用水影响库区水质，不符合水源区环保新要求，主动关停并实施拆除。10年间，为了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淅川县关转企业达350家。

2010年1月，水源区的陕西汉中、安康、商洛，河南南阳，湖北十堰，三省五市共同发表保护南水北调中线水源的《商洛宣言》。五市代表手手环握，庄严承诺，跨地区、跨部门协作保护水资源，一个国家与地方、流域与区域、供水区与受水区、上游与下游同护水质的大网初露雏形，确保一江清水北送入京。

一渠连南北，纵横三千里。南水北调工程，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体现。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托起了这旷世工程。

是父老乡亲牺牲奉献托起了长渠

我们初到河南淅川县香花镇采访时，40岁的渔民张小伟正在联系买主，他要将去年花30万元才置办下的水上餐饮船当作废铁卖掉。餐饮船旁，常年放在水库中养鱼的网箱也都打捞上岸，被切割成一段段铁管。

网箱养鱼，水活鱼肥，远近闻名，曾是淅川县的支柱产业。而今，为了让这湖碧水远离污染，县里毅然决然取缔网箱养鱼，8000渔民义无反顾拆箱上岸。随着库区生态保护区范围扩大，张小伟再次拆掉了自家的餐馆。“为了南水北调让路，俺懂得哪头重哪头轻。”

简单一句，再无他言，却让我们记忆犹新。

如今的张小伟有了一份新职业——护水员。县里为了保护丹江水，组建了2000人的护水队。队员们每天沿着库区岸线捡拾垃圾。张小伟负责的宋岗码头一段，正是自己曾经在江上养鱼的地方。“看着咱这丹江，一天一天越来越干净，心里有股子说不出的滋味。”忙完了活，坐在水畔，张小伟脸上漾出笑容。

一路采访，我们处处都在感动：沿线百姓为了南水北调，付出了太多，他们给予工程的，是最无私的支持。

丹江口谷庙岭，山坡上一排排白色的小楼，整齐漂亮。站在山上，可望见远处的丹江口水库大坝。

在这里，我们遇见了当地的农民李发宝。老李65岁，为了丹江口水库两次搬家。

“头回是1960年，那年水库提水位，要我们搬。”他憨憨地笑着告诉我们，当时，乡亲们都搬到海拔高的山坡上，11岁的他跟着父母、哥哥，搬到计家沟村。

“家是搬了，可没房子，住邻居家。”后来，他和家人们捡拾破砖、砍树拔草，凭着双手在一片空地上盖起了草屋。

“1972年，自己烧砖烧瓦，俺家盖起瓦房。”他自豪地说，“1990年，俺又自己烧砖，把土墙改成了砖墙。”

可是辛苦半生建起来的家，因为南水北调，又必须搬。

“水库蓄水后，那房也要淹。”他说。往哪走？更高处。

当地属丘陵地貌，山多平地少，咋办？炸山盖房，愣是在山上建了个新村。

“新家好，两层楼，167.17平方米。”他领我们进去，干净、整洁，一个标准的朴素的农家。“孩子们都在外打工，过节时回来。”

望着不远处的大坝，老李说：“今后不用搬了，我在这里守着水库一辈子。”

他只是南水北调数十万移民中的普通一人。这次世界水利移民史上最大强度的移民搬迁，仅丹江口大坝加高，就需移民34万余人。这只是渠首，干渠所经之处，还有更多。近的，村子仅仅搬迁了百余米。远的，则要搬到数百里地之外。

“移民工作完成后，我没有感到喜悦，大哭一场后，倒头睡了几天几夜。”在丹江口均县镇，镇党委书记柯林青向我们讲起移民内安的经历。均县镇曾是丹江口库区的一座古镇，随着大坝的历次加高，万余居民被迫后靠安置。在搬迁安置过程中，柯林青有三名同事牺牲在了一线。南水北调数十万的移民迁移中，仅河南、湖北，就有18名基层干部为移民工作献出了生命。

在郑州的远郊，我们到过一个小村——敬楼村。在那，有个奇怪的景象：一边是绿油油的麦田，一边则是见风起沙的巨大土坑，一个坑就方圆数百亩，深达数米。

采访当天，风并不是很大，但是依旧漫天黄土，一说话，嘴里都是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