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斯诺登时代全球互联网治理之路 （3）

多种声音与共同的归宿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过度监控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平衡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权的辩论。但最强烈的反应来自于已经久有不满的各个国家主体，民众对隐私被侵犯的恐惧形成了巨大的支持力量，诸多国家提议重新考虑本国与美国机构和技术公司之间的关系，爱国者法案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隐私和话语权会随时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牺牲品。美国主导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面临空前危机。

全球协同。自由的、开放的、全球化的互联网不会由于各国的深沟壁垒而散落为局域网的组合。无论是从全球的利益还是从美国的意愿考虑，美国政府的力量都不可能快速消失，但美国政府主导力量的不断减弱却完全可以预见。在此过程中，以怎样的新兴治理体系填补力量的空缺，构成动态的全球治理架构，各国、各界众说纷纭。中国和俄罗斯主张国家代表公民的多边体系，将互联网治理交由联合国机构；印度主张根据区域平衡形成公民社会、私有部门、国际组织和学术团体四个咨询委员会，为联合国作为治理主体提供支持和建议；巴西等则呼吁形成全球互联网的“权力法案”或“大宪章”，建立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上位法。

国别法律。在国家主体能够有效相互约束和自我约束的基础上，各国政府都应考虑：如何不破坏网络匿名性等现有规则，移植保护言论自由和限制言论自由无度发展的法律，保证网络信息不为各类主体所滥用，与全球协同的架构机制形成自下而上的对接；如何利用现有的警力，解决危害网络的大量轻罪行为；如何遵守已部分脱离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来解决网络信息的版权问题等等，其明确尺度，则有待于未来的共识、惯例、政策、判例来界定现有的巨大灰色空间。

信任机制。至于话语权的掌握，则更应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正常的竞争秩序，保障网络使用者的基本权益和信任自由。技术体系、法律体系和协同体系有助于排除问题信息和提供基础的网络安全环境，而高质量信息的识别则更需要网络的自组织形式，即对接网络使用者认可度高的品牌和机构。互联网海洋中现有的质量信号主要有三种身份形式，这包括社会媒体中广泛使用的口碑为主的质量信号；媒介融合中广泛使用的品牌为主的质量信号；以及内容云计算构建的信任为主的质量信号。

全球互联网治理之路的铺就，正在国家安全、机构利益和个人隐私等诉求支撑下处于不断角力之中，角力场中终将形成与自组织模式互容、互融和互荣的互补协同体系,共同构建公共准则、协调标准和质量机制，以不断应对网络时代的产业格局全面变革、政治权力良性平衡、生活方式质的改变、文化战略全球调整、教育体系定位重置等重大时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