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选择 （4）

四、治本之道是需要一场“社会保护”运动

当前，中央政府正在将已经出台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进行细化，然后将责任落实到各部门，试图通过此真正扭转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但依笔者之见，如果没有一场旨在约束市场和资本的社会保护运动，《意见》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且即使落实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

波兰尼用了“嵌入（embededness）”一词，强调市场交易对社会构架的依赖程度。在波兰尼看来，主流经济学的错误，正在于他们试图让“经济脱嵌于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资本的逻辑”。这其中，让劳动力、土地等也进入市场，任由资本摆布，就是资本与市场入侵社会的最突出例子。这种“脱嵌”的努力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造成“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为此，政府必须主动控制市场扩张的限度，保护社会免遭市场的侵犯。否则，“市场威胁社会”而造成“社会”的巨大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可能会对追求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努力造成更大的致命伤。而政府需要采取的关键政策就是约束资本，保护民生。

反观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两个现象：一是1990年代以来快速市场化过程中，先有商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后才有劳动力与土地等所谓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但分配差距激剧拉大，恰是在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定价权几乎完全由资方来确定之后的事。二是当下中国贫富之间真正的差距在于财富差距，而非简单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行业与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并不如想象的大，而且较固定甚至可以缩小。财富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它体现于资方为劳方定价上，更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上。是否拥有房地产不仅意味着直接的财富差距，还因为房地产在资本市场上是最好的抵押物，从而决定了个人是否有进入资本市场的资格。不拥有房地产或仅拥有自住房产的个人，是被资本市场排斥在外的；而拥有房地产尤其是很多房地产的个人，就可以有效利用“复利这一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玩起“钱生钱”的游戏，从而不断拉大与仅拥有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欲知大道，必先读史”。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则表明，只要政府采取了约束资本、保护民生的旨在促进平等的社会政策，是可以有效解决分配难题的。

19世纪的美国，十分接近于纯粹自由放任的社会。这一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被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戏称为“无政府主义加警察”。1880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比1870年还要少31美元，劳动时间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于是，“工人和农民中酝酿着愤怒情绪及跃跃欲试的战斗欲望”。每年都有几十次全国性大罢工。面对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一些接受了英国费边社传统和德国社会民主传统的海外经济学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美国，艰难地引进并传播了社会改革的思想。他们呼吁政府要承担起新的责任，“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他们的呼吁转化为系统性政策一直等到了“罗斯福新政”。而有意思的是，作为总统的罗斯福和他同样旨在约束资本的新政，一开始也遭受了顽强的狙击：杜邦、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罗斯福的自由游说者，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社会保障。许多经理憎恨罗斯福。他们认为，他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并且把他的名字改为斯大林·Delano·罗斯福。在1935年，为阻止一项限制企业权力的法案通过，一些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国会发了25万封信和电报，并组织一项流言活动，说罗斯福是疯子。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即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而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的政府，必然是“亲资本”政府。从一般理论看，与农业时代劳动力是最重要生产要素不同的是，现代工商业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于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人均拥有的资本量甚至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地发展速度。而要使资本要素拥有者多投资，必须给其以更高的激励，这势必会压低其他要素收入。所以，如果政府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最快化”，会造成各级政府本能地“亲近资本”，给资本要素所有者以“超国民待遇”。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增长率上进行竞争，导致了“招商引资”大战。最后，导致政府职能异化：从省长、市长到县长、乡长，都成了“董事长”。进入新世纪以来，当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支柱性产业，当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最方便快捷的“钱袋子”时，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一起，自然而然结成了“神圣同盟”。

曾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某外资企业长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中方劳工工资上限，引发劳工不满并采取罢工行为。在外企答应提高劳工待遇情况下，地方政府出面干预，认为这家外企单方提高职工待遇行为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因劳工工资标准普遍提高抬高企业成本，“恶化”投资环境。应该说，中国劳动力工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近些年一直下降，与此有很大关系。因此，中国当下要想从治本意义上解决分配公平性问题，也必须有一场旨在约束资本的社会保护运动。

突破口仍然在于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拉开政府与资本之间距离。我们都知道，在经过“进步时代”之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达国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一般应该是：政府目标函数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有秩序运作来保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市场体制改革中必须积极作为，这决定了各级政府角色必然有区别于发达国家政府定位。但即使如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重点。即职能重点不应该再是直接抓“GDP增长最快化”，而应该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在社会管理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又是当前优先考虑；在公共服务中，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是优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