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 （3）

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别属性

虽然从理论上说，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有其一般属性。但从现实来看，世界上没有两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完全雷同的，这就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别属性。任何国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每个国家所承受的国际压力、与国际社会的交往程度也有不同。因此，每个国家的成长路径、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以及导致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动力都具有鲜明的国别色彩。例如，在先进的近代国家中，尤其在英国，所谓政治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的发展所共生的各种问题，市民在协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孕育出了作为政治中心的议会，这是与普鲁士截然不同的“内政优位”的政治体制。日后两国的全球扩张道路也就完全不同。日本构筑的近代国家政治体制正是从普鲁士导入的。以国王和天皇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为日后德、日两国军国主义的盛行铺平了道路。同样是实行联邦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国家之间的联邦制、分立联邦制或并行联邦制，而德国实行的却是复合联邦制或“国家之内的联邦制”。为什么出现这一差别？显然是由联邦国家诞生之前的国内力量分布、阶级构成以及国家诞生的历史起点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别属性会有助于消除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单向度追求，也有助于深化对不同国家权力结构和政府间关系、机构间关系的深层透视。

( 一) 基于历史、文化与地理而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

历史与文化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之国别属性的恒久变量。因为历史与文化几乎是难以改变的，由此塑造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基因。一般来说，国家治理体系诞生之初所铸就的历史起点，往往会缔造日后国家治理赖以遵循的轨道与路径。即便国家治理体系经历多次革命性改造，都难以改变其政治基因。例如，中国秦始皇缔造的中央集权体系，就将《诗经》里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想象通过制度变成了现实，并以此为起点确立了国家治理体系赖以构建的轴心。后世的国家治理体系则以此为准绳，巩固着中国国家形态的延续与再生。而美国的建国历史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在这一方面，它的确有例外主义的色彩。美国是先有市县、后有州；先有州，后有国家；先有邦联，后有联邦。特别是美国开国之初通过地方利益、家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协商与谈判所形成的联邦制，则塑造了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起点。即便后来不断兴起的联邦集权主义运动，也难以改变以纵向分权为基本特征的联邦体制。其次，任何历史与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上展开的，它所赖以存在的空间载体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国别属性的重要依据。毫无疑问，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地缘安全度如此之高的新大陆、地理环境和气候较为优越的北美大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南美种植园奴隶制塑造出来的军人政权以及南美植物结构所导致的脆弱的经济体系，与北美作为天赐之物的地理与气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有人对治水社会导致中央集权的说法有很多怀疑，但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中央集权的关联性是不容否定的。例如中国的南北之间既不像非洲和墨西哥北部那样被沙漠阻断，也不像中美洲那样被狭窄的地峡隔开。倒是中国由西向东的大河方便了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条大河的水系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成了南北之间的交流。所有这些地理因素促成了中国早期的文化和政治统一，而西方的欧洲虽然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地势比较高低不平，也没有这样连成一体的江河，所以欧洲直到今天都未能实现文化和政治的统一。古希腊多城邦政体则与条状山脉的隔离有着密切关系。英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大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的差异，显然是与英国作为岛国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系的。英国作为岛国与大陆的隔离，使其摆脱战争威胁和邻国压力而能专注于制度创新。历史、文化与地理合成塑造的国家治理体系往往具有贯穿古今的恒定性，它与基于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压力而成长起来的国家治理体系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尽管国家治理体系会基于社会结构调整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做出一些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历史、文化和地理塑造的政治基因所致。

( 二) 基于社会结构而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

此处的社会结构意指一个社会的阶级构成、族群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任何国家的治理体系都是与其一定阶段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当然，国家的治理者也会动用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力量去改变社会结构。但是，社会结构一经形成便在较长时段内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因此，基于社会结构而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往往会具有两重面貌：第一，在历史转折时期，革命的领导阶级往往会决定日后国家治理体系的性质；第二，社会结构一旦固化便具有了左右甚至决定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此种状态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便表现出对既定社会结构的迎合性质。随着矛盾的日积月累，这种具有单向迎合性质的国家治理体系便面临着变革的需要。从长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结构表现出典型的互动性。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与其阶级构成、阶级地位以及驱动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领导阶级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对这一问题做出经典阐述的当属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所做的精彩研究。资产阶级民主道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以及共产主义的道路都是由革命的领导阶级及其与何种阶级的联盟所决定的。美国标榜自己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庞大的中产阶级基础之上，英国和日本的不同政党与其赖以支持的阶层在城乡、不同区域的分布有着异常明显的关联。托克维尔曾说“只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在国家治理体系诞生的历史起点上，居于领导地位的阶级往往成为主导日后国家治理走向的决定性力量。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阶级绝不是像今天所说的阶层那样，仅仅具有狭隘的统计学价值。领导阶级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策略及其依靠的联盟力量，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性质和形态。在资产阶级崛起的过程中，尽管资产阶级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成就伴随着，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即便是出现令人为之神往的社会流动，也不是民主化的产物，而是新加入统治集权的来自其他阶级的人士“资产阶级化”的过程。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依然显示出对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的迎合与服从。但是，21 世纪初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已经暴露出，这一令西方社会引以自豪的国家治理体系释放出了困弱的信号。

在一些国家，阶级间的不平等往往与族群这样的自然结构联系在一起。内嵌于族群结构的阶级压迫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因为它借助不可更改的自然因素把阶级关系永久地固化了。在这样的状态中，阶级被镶嵌在族群之中，族群的肤色就是阶级的肤色。与这一族群结构相匹配的国家治理结构更加肆无忌惮地强化了统治阶级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在印度以及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依靠暴力和宗教确定了具有不同肤色的“族群阶级”的地位。当族群平等运动与以往的国家治理体系难以共处的时候，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也就来临了。

( 三) 基于国际环境压力而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范式是解释国家治理体系之国别属性的重要变量。因为很多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在应对不同的国际环境压力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日本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就包含着强烈的美国意志，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与其所处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息息相关。正如基佐所认为的，英法之间的战争促进了法兰西国家的形成，推进了它的统一，促使法国进入了建立常备军和以公权取代封建权力的时代。④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成长之前，世界还是“世界性帝国”( 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 充当主角，整个世界还没有因为某种机制联系在一起形成具有吸纳力和扩展力的国际环境的话，那么自16 世纪以后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孕育了日后几乎所有国家治理体系赖以成长的国际环境。当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被纳入到被核心国家主宰的世界体系中的时候，后发国家治理体系的成长便拥有了天然的参照物和对旧国家体系进行变革的动力。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新型治国理念对传统治国理念的替代、新型治国坐标对传统治国坐标的置换。现代国家强化了世界政治的内外结构。在它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角色登上历史舞台三四百年的时间里，现代国家将全球几乎所有其他的政治单位湮没并取代，使之殖民化或屈从于它的统治。少数几个从前占主导地位的、依旧保持独立的更古老的单位( 日本、中国、埃塞俄比亚、奥斯曼帝国、泰国) 被迫做出调整，从而呈现出类似国家的形式。尽管后人对流行一时的“冲击—回应”学说进行了诸多反思，但资本主义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仍然是分析后发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因，尽管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的外衣掩盖着绵延已久的政治基因。这种复合型、杂交型的国家治理体系恰恰是其国别属性的重要体现。

当然，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国际环境力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所宣称的，沿着单向线路从中心向边缘流动。冷战体系的形成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相互竞争，冷战格局强化了两大体系中不同性质国家的治理体系的排他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国之间没有政治和经济的团结。世界分为两方，苏联及其卫星国为一方，世界的其余部分为另一方，在这两方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割裂。简言之，地球上有两个世界，而不是一个世界。” 在冷战体系瓦解之后，很多国家的治理体系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至于福山乐观地认为“历史终结”的曙光开始出现。当然，完全独立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一般法则之外的国家，其治理体系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如何在从容应对国际环境压力的前提下，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使之具有更强的正当性、稳定性和延续性，则是很多转型国家还没有完成的现代使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已经显示出，沃勒斯坦所言的世界体系正在经受着多重力量的侵蚀和瓦解，后发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世界的危机与困境，使许多国家在探索新型治理体系的道路上更加清醒。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困境、政策性困境、理念性困境以及结构性困境，使得目前的国际环境远没有像冷战时期和苏东剧变时期那样弥漫着西方人引以自豪的自由主义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