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 （4）

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任务属性

任何国家的治理体系都要面对它所要解决的政治议题或者危机。人类依靠制度化的方式，每化解一次新型的政治议题或政治危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就会向前推进一步。任何国家的治理体系均既有其恒定的一面，也有其变迁的一面。国家治理体系的恒定性是与治国理念、治国原则以及治国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变迁性是与该国所面临的任务与使命联系在一起的。当这一任务和使命完成之后，国家治理体系也就面临着调整甚至革新的命运了。一般而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属性与国别属性就包含着更多的恒定性和持久性，而其任务属性显示了国家治理所要解决的重大议题或危机。

( 一) 资本逻辑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创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基于资本逻辑而产生的国家体系阐述得入木三分：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没有人怀疑，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是在服从资本的逻辑中得以构建起来的，其国家治理体系也被迫服从于资本逻辑的要求。尽管蒂利认为，英国、法国最终遵循资本强制模式，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直接把资本家和资本的来源吞并到他们的国家机构中去，资本和强制的拥有者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相互作用。这一中间性的资本强制模式比单纯的强制密集型( 例如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 和资本密集型国家( 例如热那亚、荷兰共和国等城邦国家、城市帝国、城市联盟等) 成长模式更高明，更容易建立起成熟的民族国家。但是，资本高于权力、资本重于权力、资本支持权力乃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其创建之初，是在资本的轨道上按照资本的逻辑孕育出来的。这一属性至今未变。马克思说：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而担任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之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这种内嵌于经济过程中的国家治理比单纯地依靠政治统治和神权统治更具隐蔽性。资产阶级就是借助作为天然平等派的商品颠覆了权力支配财产的传统，从而以资本的逻辑为轴心构建了完全区别于以往的国家治理体系。当资本突破民族国家边界在世界范围内驰骋时，资本精英改善本国政治制度的愿望和动力就变得严重不足了；在虚拟经济压缩实体经济的后工业时代，政治权力的根基发生了变化，资本与权力间的关系和距离也发生了改变。由于国内治理体系长期缺乏更新，就导致了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生产间的匹配失衡，并导致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失效，这种失衡和失效就是西方政治制度危机的政治经济根源。沿着资本轨道驰骋的国家治理必然要在资本的极度膨胀中陷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困境。

( 二) 民主逻辑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尽管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打着民主的旗号摆脱了绝对王权的束缚，但是，民主的逻辑在很长一段时期始终无法展示其古典性的魅力和功能。民主逻辑的有限性使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始终面临着纯正的民主主义者的批评。民主逻辑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统治者的让步程度和抗争者的压力程度。民主逻辑的展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任何现代国家的统治者都把民主奉为至高的政治法则，但是，任何国家的统治者都对民主持有足够强的警惕。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按照实质民主的要求，将所有的资源实现彻底的民主性的再分配。那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又如何应对来自抗争者的民主压力呢？换言之，统治者又是如何将民主逻辑巧妙地融合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呢？

基于民主逻辑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民主原则融入到规模较大的国家有机体之中。这既是新型国家所面临的重要使命，又是发掘新的国家理由、构建合法性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这直接导致了萨托利所说的“纵向民主”的产生。如果说选举式民主典型地概括了民主的横向安排，民主的纵向装置或纵向形变就是代议制民主。因为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前，西方社会不是一个纵向的社会，仅仅是一个横向社会。人们通常说，中世纪的分割线是水平的而不是垂直的。但当国家这一庞大的政治有机体出现后，复杂的纵向社会马上就形成了。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将民主的横向安排锁定在基层治理领域，使之与城邦民主、中世纪的庄园治理的横向民主更加接近。与此同时，又借助灵巧的制度安排、对选举权的门槛之限制及其操纵，在程序主义的轨道上构建起了显示现代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之霸权地位和“普世地位”的纵向民主制度。令人眼花缭乱的精英民主、多元民主、审议民主、耦合民主等层出不穷的民主理论范式，对这一纵向性的国家治理体制进行了貌似固若金汤的理论包装和逻辑证明。

民主逻辑的崛起确实激发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变革。著名的“李普塞特假设”总结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联，即当经济发展将人们带离困境之时，人们或许能够满足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生活。而一旦他们富裕起来，他们通常会主张更多的政治自由。与此同时，统治者和治理者也认识到，原先基于资本逻辑而构建起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要在民主化的资源再分配体系中才能拥有更高的安全系数。因此，西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民主轨道上的变革，是统治者的让步与平民的抗争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组合中得以推进的。民主赋予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形式、程序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彰显民主的逻辑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使命与任务，问题的关键是治理者和大众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的理解达成何种共识，这直接决定着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实现程度。

( 三) 发展逻辑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化

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经受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这直接刺激了后发国家对发展的渴望。发展与国家能力的提升是互为因果的。在国家上升时期，发展逻辑与民主逻辑的交集是难得一见的。在政体变化与国家能力组合而成的坐标中会有不同类型的国家治理体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低能力民主的牙买加、低能力不民主的索马里、高能力不民主的伊朗等。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压力下，大多数后发国家都经历了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再到发展型政权的转变。这直接促成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发展型国家”这一范式的诞生。发展逻辑的轴心地位必然导致发展型国家的产生，而发展型国家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侧重于对强国家能力的青睐。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强国家能力更多的是表现为国家权威的凝聚力而不是国家对阶级的承诺。阿图尔·科利在其经典著作《国家引导的发展》一书中，提出新世袭性国家、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和分散性多阶级国家这三种理想类型，为我们理解后发国家中不同的国家权威类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判据。新世袭国家虽有现代国家的外表，但国家官员倾向于将公共资源当作他们的家传物品来使用。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开创了一系列与社会主要经济团体的明确联结，并发明了一些有效的政治工具。分散性多阶级国家虽然有广泛的阶级联盟，但无法像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缩小目标范围并有效地追求这些目标。因为分散性多阶级国家的领袖比其他类型国家的领袖更担心政治支持。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奉行发展逻辑的程度，取决于执政党的统摄程度和精英之间的团结程度。与发展逻辑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往往是国家干预主义、国家规划主义、国家—资本联盟主义的代名词。国家治理体系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效率取向和迎合资本的秉性。国家本身往往也作为一种经济主体直接介入经济过程。在官言官、在商言商的现代分野往往是被在官言商、在商言官的交错状态所替代。发展型国家治理体系在权力—资本的联盟中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一方面国家拥有了足够强的资源汲取能力和供其汲取的社会资源总量；另一方面，资本在国家权力的保护和推动下跨越国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从经验层面来看，发展逻辑的演进不是没有终点的，资本的傲慢和权力的全能也不是没有边界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资源分布的不平等以及官商联盟所缔造的贫富分化，使得发展型国家治理体系的导向必然要完成从效率向公平、从特权向公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