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树立新政治意识

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具体目标，就是要增强党与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从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在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要达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要求，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新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这就是培养和树立新的政治意识。

倡导立足本土、树立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

政治体制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范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体制是没有的，即使有这样的政治体制，当它被放到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也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变得“放之四海而皆不准”。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基于我国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要靠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勾勒出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断言共产主义一定胜利、资本主义一定灭亡，但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没有描述出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于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需要人类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

同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那么，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习近平在欧洲学院演讲时用五句话概括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强调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强调了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强调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强调了中国必须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同，客观事实要求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足本土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国人的拥护与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人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滑向了资本主义，另一些人却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实际上，对照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就在着手并一直进行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就是对国民党政治的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都在推动着政治体制的调整，没有政治上层建筑的调整，我国的经济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

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稳定。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在稳定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稳定，离开了稳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成为泡影。一些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值很大，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要让全社会轰轰烈烈，让民众像文革那样搞运动才“过瘾”，要让老百姓像西方国家那样可以随便示威游行才算改革。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等同于政治变革，这是与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格格不入的。

倡导与时俱进、拒绝保守僵化的政治意识

与时俱进需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人们思想与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人们不断突破与超越自我，每一次超越都是一次思想运动的过程，这就是解放思想。对于一个执政党更要如此，要做到与时俱进需要中国共产党有解放思想的信心与勇气。

革命与改革的胜利就是解放思想的胜利。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就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对思想僵化的革命者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有着先进理论作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想了，还做了，而且还做成功了，这就是思想解放的魅力。

其次，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场关键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执政二十七年后，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倒下了，是遵循“两个凡是”，继续“抓纲治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这对我们党又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冲破重重阻力，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在关键时候拯救了党和国家。

其三，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又是一次思想的突破，这是一次彻底摒弃苏联模式束缚的思想解放。我们长期以来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探索，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思想突破。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有解放思想的传统，在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我们更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迎接新的挑战，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奠定思想基础。

倡导团结和谐、适度灵活妥协的政治意识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政治”有着不同的意义，笔者认为政治就是特定利益群体（阶级、民族、国家）在特定空间、时间条件下的协调个体利益与共同（全局）利益关系的活动。政治内涵中自然就包括了团结与妥协两种成分。

团结有动态与静态之分，动态的团结是人们为了一定目标而相互支持与帮助的活动；静态的团结是指人们在同一目标下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状态。妥协也有动态与静态之分，动态的妥协是指人们相互让步以避免冲突的过程；静态的妥协是指摈弃思想分歧而保持行动上互不冲突的状态。要团结，就必须要妥协，妥协是团结的基础，团结是妥协的结果与目的。没有团结的妥协与没有妥协的团结是没有的。从静态上分析团结与妥协的概念来看，团结就是妥协。

就国内而言，国家的和谐就是团结与妥协的结果。国内的团结就是要让人民享有切实的民主，民主的获得有赖于协商，协商的过程就是相互妥协让步，达成共识的过程。因此，协商民主是保持团结的好办法。

就国外而言，民族之间的和平是妥协的结果，如中东，虽然长期都有战事，但“土地换和平”等妥协措施还是使这一地区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美国的政治活动也并不都是强硬，事实上这个国家为了达到政治的平衡也在作妥协。如美国冷战时期确立的四大任务之一是“消灭黄祸”（共产主义），而今着力于“把非融合性断层国家改造为核心国家”（《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而核心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①毛泽东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指出：“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这就是团结与妥协的价值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有向弱国妥协的历史，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和平与团结，为了发展自我。比如我国对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当年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邀请并接纳了西哈努克亲王，也就承认了他的“佛教社会主义”治国理念，这对于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但事实上我们不仅容忍了，而且还与西哈努克领导的“佛教社会主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和谐共处。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有着与国内资产阶级团结与妥协的历史，在放眼全球的今天，也应该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方式，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异己力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一直不断，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掌握政权并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时，实质上就成了还是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有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同时产生的又是新生代的“无产阶级”。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是无产阶级消灭自己，让全世界成为无阶级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妥协中获得团结，在团结中求得妥协，最终使阶级在全世界被消灭，人类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第二国际以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毫不留情地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但正是这个“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后来让千千万万的人在免于死亡的条件下实现了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变的，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在发展生产力进行财富的积累，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条件下进行财富积累符合中国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三权分离”的政治制度中进行财富积累也符合这些国家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谁又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没有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呢？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在团结与妥协中共同走向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