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问题（7）

这里面讲“率性之谓道”。率性的这个“率”字，意思是循环，也就是循环“循”，当“循”这个字讲。循的意思也就是依从、遵从、遵照的意思。率性就是依据本性，而不违背。学道能学到不违背本性的，那已经是有道之人了。然而学道的人，率性的人太少了。学道的人很多，能够遵循本性的人太少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可能有一种非理性的，有感性的因素在里面。也就是说中间有一个“情”字在起作用。

无论是哪一种情，一经发动，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都会使人违背自己的本性，做出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来。所以《中庸》当中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它又说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讲到这一点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对于人的本性的一种理解。

中国人在对待爱国的问题上，也是一种对于本性所包含的最基本的道的理解。所以中国人的爱国，实际上是遵循道和执行道的这样一种爱国。这里面所提到的道，不仅仅是道理和道义，更重要的是一个规律，是一种原则，或者说是构成爱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中国人所讲的爱国之道，就是致中和，也就是说要依据本性来爱国。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的爱国观念非常地丰厚，非常地繁盛。

那么在中国人的爱国观念当中，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和历史的这种发展，有一种要遵从本性这个最基本的道来爱国的这样一种要求。所以荀子所写的《王霸》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这里面他讲的就是治国之中，执道的重要性。中国人的爱国同样也是执道之爱，以道来栽国，以道来承载着爱国观念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爱国的类型和爱国的特质。

这样几点，实际上是对中国人这种爱国价值观的文化特质的一种理解。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所以中国人的爱国观念是中国文化精神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我们讲爱国的情感，它虽然可以在道德的约束和政治的要求下能够发生，但是一个非常深厚的根基在文化。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个体印记当中最深刻，最值得保存的这样的元素。

所以每个人组合起来就构成了这个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文化单元。那么共同体的文化脉性使人成为一种永恒的人，使人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品质的这样的人。所以中国人的爱国特质，中国人的爱国观念，爱国价值观，它在文化当中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一个体现。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晚清有一个人物，叫辜鸿铭，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一生称自己是跨过四洋的人。他一生游历过很多国家，非常聪明。上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东西文化交融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辜鸿铭被认为是推崇帝制保皇的一个保守派，是一个落后派。但是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点历史对他的一个误解。我们今天来理解辜鸿铭当年他的一些做法和他的一些思想的时候，需要比较辩证来看。

辜鸿铭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被西方的学者誉为唯一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人。当时很多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得希望能够认识辜鸿铭，能够通过辜鸿铭来了解东方文化，比如俄国的思想家、小说家托尔斯泰，法国的小说家罗曼·罗兰，英国的小说家毛姆和印度的诗人泰戈尔。辜鸿铭当时在一些追求进步、追求西化的年轻人看来，是一个保守的人。但是他对于东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在当时却引起了西方一些政要和西方一些使节的关注。当时他在东交民巷去做演讲，很受西方的一些政要和使节的重视。演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在这种文化的比较当中，他居多地去表扬东方的文化，很多的时候是在东西文化的比较当中指出西方文化的不足，指出西方文化的一些瑕疵，指出西方文化的一个劣根性所在。那么对东方文化、中国儒家的文化推崇备至。

正因为这样，他被一些进步的年轻人称为怪物。但同时也有很多西方的思想家非常地推崇和一定程度上很崇拜辜鸿铭。我们这里面所谈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对于当时的政权，对于当时的体制的关系，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辜鸿铭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热爱，以至于某种程度上对中华文化的偏爱，他也表达出了一种独特的性格。除了他本人的一种独特的性格之外，更提醒我们要看到在特定的时空环境当中，在特定的社会发展的现实当中，我们不应该盲从于这种潮流，不应该盲从于时事，而应该对这个时代当中真正具有特质的，比如说当时中国的文化，要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在这种深切的理解之上，他对中国文化讲了很多优秀之点，讲了很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值得传承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