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中觅主体：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焦虑与抉择（2）

然而，人文学术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承载着一个文明的语言文学、历史记忆和价值体系，承担着确立文化主体、维系群体认同的功能。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研究本国的人文学术与“外国学”在学科设置和研究取向上都内外有别：本国本文化的研究居于人文学术的核心地位，均是文学、历史、哲学分科，不见有一锅煮的“本国学”；外国研究的问题多受本国启示，本国研究的问题则多取自自身脉络；研究外国，较少关注政治史、制度史，而对本国，政治史、制度史一直是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在这些展现主体性的方面，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设置和中国研究的取向，应该向西方的本国研究看齐，而不仅是与海外中国学类比。就此而言，我们当前的学科设置和基本做法正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结果，符合国际惯例，已经跟国际接轨，要做的是继续前行，小心脱轨。

如果未来想要更进一步，应该怎么做？为此，或许可以看看著名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思路。余先生70年代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后，便主要用中文写作，英文论著一般是概述中文论著的大旨。曾听一位美国学者抱怨余先生“不遵守学术规范，我们写的文章他都不引”，可见他的研究风格和取向与美国学者很不相同。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余先生获得卓越成就和崇高声誉，2006年，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我想，用中文研究，意在从传统中国提取问题；以英文撮要，是要将中国学术引入西方，作为公共资源解决西方的问题，从而获得了尊重。这是余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从本国研究中提炼他人无法提出的问题，总结方法，形成理论，产生真正包含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的学术成果；如果这些成果能够被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吸收，介绍给所在国，被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利用，研究各自的对象国，那么，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才能真正成为国际学术主流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文学术才能真的实现国际化与主体性，为人类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在做此畅想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文学术国际化和主体性的最终实现，需要以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乃至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形象的改善为背景，并与这些因素携手共进。在此进程中，我们的大学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需要做的是充分利用近百年来学术现代化打下的良好基础，脚踏实地，将主要精力投入教学与研究。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一味盲目地上马新项目、打造新工程，朝三暮四，不停折腾，最终可能会断送中国大学的未来。

（陈侃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