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体西用和核心价值的重构（2）

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冲突及其现代解决方案

人类历史发展之所以区分为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因为在不同的地理、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超越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体现在人面对超验世界的最高价值追求。由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对核心价值的追求必然体现在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化育为俗，形成了社会、国家等不同层面上的价值，从而构成了一个文化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在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像皇冠上的明珠一样，是一个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关键所在。文明的价值体系和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会因为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说核心价值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理想，那么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的价值也就成为最低理想。这种核心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张力，或者说最高理想的可能性与最低理想的必然性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动力。

在西方文明中，最高理想与最低理想之间的张力，在古希腊就体现在柏拉图所建构的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哲学王统治与法治的张力之中。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希腊文明的最大成就在于形而上学对理念至善世界的价值追求。罗马帝国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扩展与治理实现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但由于其核心价值处在原始的祖先崇拜阶段，以至于罗马帝国无法抵挡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最终被基督教征服。

基督教建立在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上，因此信仰和启示就成为其核心价值。西方的中世纪时期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方传入的基督教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断裂。由此，西方文明在核心价值上不仅陷入希腊理性与基督教启示之间的冲突，而且在基督教内部也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与天主教、以及新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冲突。而在社会政治组织方面，也始终面临着教会、封建领主、城市共和国、帝国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从希腊罗马文明到基督教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内部断裂、冲突和重建，其惨烈、混乱和艰难程度绝不亚于中国文明的三次内部断裂及其重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第三次内部断裂以及目前重建的困难，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及其在全球扩张息息相关。因此，要理解今天中国文明重建面临的难题，首先要理解西方现代文明如何在核心价值和社会政治组织方面处理上述冲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明就是在核心价值上重返古典希腊文明，用理性来消化启示，或者说经历了基督教希腊化之后，才形成了西方现代文明。

面对理性与启示的冲突，基督教传统中曾经出现了希腊理性基督教化的努力。阿奎那主义试图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消化希腊理性传统。然而，从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得到了复兴，并摆脱了古希腊的自然宇宙观，而将其置于基督教上帝创世的自然宇宙观背景下。由此，自然宇宙丧失了提供意义世界的基础，变成了一种需要认识和改造的客体。科学自然观由此兴起，理性也从一种朝向至善的能力变成了认识并改造自然的能力。正是由于上帝赋予人的这种理性认知能力，人获得了自由。自由也意味着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理性和良知，理解和服从上帝制定的法则，从而得救并获得重返伊甸园的真正自由。通过用理性主义思路阐释基督教思想，以及对古典理性主义的复兴和系统改造，自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围绕这个核心价值，理性与启示达成了一致和妥协。

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用自由这个核心价值来重构其社会与政治组织。自由概念呼应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引发的从“共同体”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转型，由此，平等与自由一道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社会契约论成为建构西方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这些观念也变成了组织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

正是在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基础上，现代国家战胜了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组织，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政治组织。这种普遍性就建立在教会与国家、道德与政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之上。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在私人社会领域中追求各种不同的理想生活，那么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在以利益为基础的自由、法治秩序。而抽象的自由平等思想，既可以在道德信仰意义上表达良知、信仰自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又可以在政治意义上表达个人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这种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现代性的解决方案，不仅摆脱了长期困扰西方文明的内部核心价值冲突，而且在低俗基础上建立的现代西方政体具有了抽象的普适性特征。它将其他文明的任何普适价值主张都变成了特殊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私人领域的价值多元主义，被稳妥地安置在普适主义的公共政治体制中。这种普适主义特征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从此全球非西方文明都无法回避来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