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如何宣传“一国两制”的？ （3）

重视舆论领袖在一国两制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邓小平在宣传一国两制过程中，十分重视舆论领袖的传播效应。舆论领袖既是舆论传播的受众，也是能影响更多受众的中介和桥梁。与邓小平谈论一国两制内容的客人，基本都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某一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又有着深入接触大众的优势或便利，从而能促进这一理论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比如，香港总督麦理浩回去后，“转达了邓小平保证不损害香港投资者利益的信息”，“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产价格飙升”。显然，在认同中央政府措施的基础上，民众的不安和忧虑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又如，香港知名人士金庸受到邓小平接见并着重谈论统一大业问题后，邓小平和金庸的谈话记录被香港《明报月刊》刊发并数度加印，金庸本人将一国两制形容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关注一国两制的热情。作为香港高等教育领头羊——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见到邓小平之后深知关于香港回归的“中国的政策不失为最好的政策”，对本土同胞的影响可想而知；华侨杨力宇见到邓小平后，成为海内外轰动一时的新闻，他撰写的《邓小平对和平统一的最新构想》被美国纽约数家报纸全文转载，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的谈话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最新构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议”；被邓小平接见并委托转达允许台湾退役军人回大陆探亲任务的陈香梅，在促进两岸民众的交流和接触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长远来看，她对于赴大陆探亲的台胞更真实地了解一国两制的构想自然功不可没。

邓小平的权威诠释和有力宣传，使一国两制在海内外、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赞誉。而且，他屡屡在重要的关节点，圆满地解决了坚持和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难题，促进了这一伟大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运用，推动了一国两制理论体系的广泛传播。然而，从当前香港的普选之争来看，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与祖国腹地的多年分离，再加上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的渗入，一国两制深入香港民心的工程并非一劳永逸的过程。

香港问题研究专家齐鹏飞指出：“香港当前针对政改实施方案出现各种乱象，根本症结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香港社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对香港基本法长期存在模糊、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和认识”，因而有必要“回到‘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有关思想论述中，来追本溯源、正本清源，以廓清和指示未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路径”。由此可见，重温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对一国两制的宣传内容，借鉴他当年传播这一理论的有效经验，对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的深入传播、廓清相关误解、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全面实现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