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如何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5）

所以，政府调节在中观、宏观、微观上是有一些功能强点的，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一样也存在失灵现象。第一，政府调节可能有偏好和不当，就是政府调节因为要靠官员来调节，而各级干部可能有偏好，如果没有经过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话，就可能偏离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比如对GDP的过分偏好，会导致盲目投资、过度招商引资，忽视民生、忽视生态建设等。第二，政府调节程序有时候会出现不妥。这个决策程序如果出现非民主化，或者措施延迟化，容易导致代价增大化。所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依法决策、民主决策，而科学决策实际上是这两种决策的一个结果，尽管科学决策有其独立的内容。第三，政府调节的配套性有时候不足。第四，政府调节的某些动力不足。所以政府调节也可能存在四大缺陷，这些缺陷就需要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以及机构过于臃肿、过度审批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对于上述问题要辩证处理，既不能错位、越位，当然也不能缺位，这就是说政府调节要科学、民主、依法，才能做到高效。

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和互补作用。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两个更”：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有些人只讲一个更——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第一，不能将全面深化改革看作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简单对立，二者不是对立的、此消彼涨的关系，实际上二者完全可以是互补的关系。第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的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三，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作用，是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全会专门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做了阐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可以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的治理，其中经济方面的治理是基础。经济治理实际上也就是说，市场要发挥好一定的决定性关系，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发挥好作用，也离不开市场的作用，所以双重调节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和日本的市场化程度一样，关键不是要大幅度提高市场化的程度，而是要提高市场化已有程度的质量和效益。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现在中国政府作用太小、市场作用太大，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太大，对私人资本的有些收入也不收税，这是不对的。另外，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经写文章提醒中国应当在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分偏向哪一方面，应该走中间路线，应该把市场作用共同发展好。所以，量多量少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和政府还没有各就其位，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现象并存。这就说明政府有关部门需要更有作为，其作为需要更有效果，而不是简单、盲目地缩小政府作用。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在政府调节和治理的范围、领域、力度和强度上必然要略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特别是在短期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只有让政府在保护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监督市场经济中间放得更开、管得更好，才能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又好又快提升。

四、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导型的全方位开放制度

经济开放是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制度的第四个重要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内在的要求是国民经济实行内外开放，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互补和推动经济发展。开放与保护也是一对矛盾，也是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可以分成适度型和过度型两种类型。

发达国家和开放收益显著的国家，往往在经济开放之前或开放之时中都十分注重自主创新、自立发展和经济安全，突出开放的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以及开放的国民福利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我们现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所以，这种自主开放是把力量放在本国身上，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导型的一种全方位的开放制度，这种新的开放制度要求处理好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智力同高效利用本国的资本、智力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