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述：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3）

我们法律方面的这些资源、经验、实践，非常宝贵，就看我们怎么去整理，怎么去运用，怎么去集成，怎么去发展。当然不能原封不动。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了，可能用不着像以前那样跋山涉水地到那边去审判，但是有一些为人民服务的实质，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还是要继承下来。所以马锡五是这样一个人物。刘巧儿那个事就是他当法院院长的时候审的一个案例，后来把它编成一个评剧，还有其他的一些文艺作品搬上舞台了。

随后还有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罗荣桓、邓小平、彭真，以及王明，这些人都在我们法律建设上发挥过不同的作用。刘少奇当第一届人大的委员长，他在法治建设方面，人大是立法机构、立法机关，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所以他当过委员长，当过一届。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就是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自己起草的《共同纲领》，包括《组织法》，他起过这个作用。朱德也担任了几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人大常委会也是立法。罗荣桓当过检察长，这个大家知道。

大家说邓小平在法治建设上有什么贡献呢？他当时从1952年到北京之后，还担任一个职务，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同时还担任中共中央的秘书长。有很多法律起草都是由他来部署，来抓的。中共中央的秘书长是很忙的，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这种工作的能力和他的这种智慧，这种战略思维，这种眼光，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高度认可，所以后来他就进了政治局常委当总书记了。彭真在立法方面，他是北京市的老领导了，长期在人大常委会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比如说像朱德当委员长的时候，法治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彭真具体来抓。后来在1982年《宪法》起草和修改过程中，他也发挥了作用。

我们这里面还说到王明。王明在法治这方面有什么贡献呢？我在这里说一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第一部《婚姻法》，1950年颁布那部，他是主要的起草人。因为那个时候，七大的时候，他受到了批评。受到批评之后，咱们还是发挥他的作用，该把他选为七届中央的委员，八大的时候也给他选为委员。在1950年的时候，他主要是参加法律委员会，跟董必武一起来起草《婚姻法》，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律，所以他也在这个方面做过贡献。

具体动手参与起草的还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这些人。这几个人都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法律建设这方面，应该说这些人在那个时期他们都是起到不同作用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法治建设、发展和曲折，我用这么一个词，新中国刚刚成立，1950年的时候就颁布了《婚姻法》，1950年又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同时在1954年的时候，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前，毛泽东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经过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那个时候还没有开人大，还有政协会议，进行讨论，讨论通过之后，又让全国人民进行讨论，全国人民进行讨论之后，到1954年开一届人大的时候，正式提交全国人大进行审议。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了全面的审议之后，通过了这部《宪法》，一般习惯叫做1954《宪法》。在这个会议上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这个时期整个探索有很多值得我们吸纳的东西。但是后来大跃进时期有一些忽视法律，这个我们不能回避，这应该说不对的，也可以说是发展中的一个曲折。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不好，可以说在这个期间破坏了法治，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从局部执政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法治建设大体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局部执政，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能把根据地建下来，巩固下来，后来又逐渐地发展，形成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个局面，法治在这个过程中是起作用的。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法治建设探索方面都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的那种战略思维，他们那种治国理政这样一些思想也好，一些实践也好，虽然是局部的，应该说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实际上那个时候，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他们这些人都是很有眼光的，在三几年的时候就提出要培养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那个时候虽然是局部执政，但是他们也想到了将来要治国，将来要建立新中国，在延安时期跟黄炎培的谈话也好，和陈嘉庚华侨领袖谈话也好，毛泽东那个时候都说要建立新中国。建立新中国就要执政，执政靠什么？毛泽东要走民主新路，靠人民来监督政府，实际上也是在想今后靠法律来治理新中国，有这样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