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栋：用依法治国打破历史周期律（2）

列宁是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实践，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政权建立以后首先面对的是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被推翻以后，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建立之前有一个历史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是一旦问题得到平息和解决，列宁和当时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马上转入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经济。列宁晚年在领导组织推进商品新经济政策的活动中，他客观地看到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是需要法律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民事流转速度越快，法律也就越重要。民事流转也就是商品交换，与此同时他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这就为后来斯大林犯个人专断的错误、背离民主、践踏法治提供了理论空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能说不重视社会主义法治问题，我们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等于否定毛泽东全部的历史功绩和历史贡献。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法治完全背道而驰，常常引用他一个玩笑的话，当然毛泽东说过这个话，他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个人不这么看，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是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他和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者领导人民制订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刑法、民法，还有其他相关的部门法。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没有坚持始终，一方面他看到了法治是非常重要的。50年代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看来斯大林那种犯个人专断，背离社会主义法治的错误在欧美那些国家就不可能出现。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整套成熟的法律制度，他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我们党逐渐的走上了组织错误路线。

鲁迅先生说过“长歌当哭，痛定思痛”，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认识到社会主义跟民主法治之间须臾不可以分开。邓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党深入地指出要避免文化大革命那种全局的错误，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要认真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他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尽管当年用的是刀制的制，邓小平同志用的刀制的制，其实已经蕴含了水治的治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因为他还同时指出搞人治危险得很，只有搞法治才能够靠得住，显然这里面的法治已经同人治相对立起来了。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改革开放新的一页，那么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可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是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个人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那以前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无论是放权、利改税乃至承包制不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而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修补和完善。

那么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抵制了全盘右的错误思潮以后，党内、社会上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搞坏了，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当时往回守的声浪比较大。

邓小平是个伟人，伟人不是完人，100年以后中国应该有人知道邓小平这个名字，100年以后中国人没有人会知道李良栋，现在中央党校的人基本上都不知道我李良栋，凡人跟伟人的差别就是在这，但是伟人是从凡人里面走出来的。第一他启动了改革开放，第二就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1992年的春天，他南巡发表谈话，当然“巡”这个词不好，这是封建主义用法，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媒体常常用古代中国的那些东西用惯了。正是在南下视察工作的时候他发表了一连串的论述，其中有重要一条，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石破天惊，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我们把市场经济跟资本主义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名。

那建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既是要求尊重市场的一般要求，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尊重价值规律，讲求竞争规律。而另一方面又必须而且应当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整个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一个是两极分化，一个是共同富裕，以社会为主义的主义要坚持共同富裕，以资本为主义的主义最终事实上是维护、保障两极分化。别谈那些抽象空洞的科学社会主义大理论，大道理，咱说点实的，差别就在这里，验证的标准也是在这。当然还有一个党的领导，但最根本的是共同富裕。

把社会主义这些理念跟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结合一起，前无古人，十分艰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本里面找不到现成答案，只能从实践中艰难困苦的进行探索，甚至直到今天这个探索我们仍然没有完成。我个人认为我们所有的矛盾问题都是社会主义理念跟市场经济没有结合好造成的。不然何以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不然何以出现这么大的分配差别，不然何以出现这么多种种社会问题呢？我想其原因在于此，没办法，我们只能在市场经济实践中继续探索。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框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极的理论认识我们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但是怎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在实践中艰难困苦地向前探索。党的十五大是发展市场经济5年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少有了一点了解，至少我们认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当然法治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的全部内容，但是至少有一个特征是依靠法律规范，1992年搞市场经济之后，全党全局全国人民做买卖，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增无减直至今天。

到了十五大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必须推行社会主义法治，推行社会主义法治有两点，一个用法治规范国家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为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海洋中遨游松绑。而另一方面要用法治来规范市场行为，防止市场经济负面作用对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的毒害和侵蚀。所以党的十五大及时地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十六大目的是全面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十六大把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为目标之一。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步伐，十八大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特别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就为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加强法治中国建设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